谢道庸初入官场时，是李鸿章一力提拔的，当年李鸿章与张之洞分任南北洋大臣，张之洞身边有个真正学贯中西的狂儒辜鸿铭做幕僚，李鸿章身边也有个精通商业的盛宣怀做帮手，这二人一时瑜亮，夺走了所有人的目光，谁也注意不到李鸿章身边的这个姓谢的年轻小子。然而谢道庸在彼时便已经显露出了他长于其余人的可怕特点——他的脑子似乎是一张条理分明的蛛网，记载着他能遇到的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年龄籍贯，甚至喜好习惯，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延伸出一条或者许多条线，将它与另一些名字以不同的理由连接起来。
镇国公载泽正是他那张蛛网上的一个名字，谢道庸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年纪还很小，约莫只有十一二岁的模样，在李鸿章面前尽力拿着皇亲贵胄的派头，故意将小脸板的不苟言笑。那时还不是镇国公，只是一个辅国公，在见惯了实权亲王的李鸿章面前，着实算不得贵勋，只不过是看在他爱新觉罗的姓氏上予以尊重。在李鸿章去和恭亲王议事的时候，谢道庸奉命陪着这个小大人一样的孩子，跟他讲洋人的新鲜玩意，还送了他一块盖子上画着外国女人的怀表。
载泽对谢道庸印象很好，或许正是托了那次相见的福。他先前一直在盛京守着大清的龙兴之地，二十岁的时候被召至京城，第一个拜访的就是谢道庸，甚至与谢家结了通家之好，就连这次五大臣出洋，临行前一晚，他还亲自到谢道庸府上告别。
谢道庸如今官至外务部参议厅左参议，并不是什么位高权重的官职，可谢道庸对此很满意，就连袁世凯几次想为他提提官品，或是给他封大把银子，都被谢道庸拒绝。
一个在官场上不求权也不求利的人是很可怕的，因为这通常说明他心里求着更大的东西，谢道庸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将自己的兴趣点放在外国的洋玩意上，经常借职务之便往府上搜罗一些新进口的东西，甚至包括宫里都没用上的洋玩意，谢家的宅子是整个京城第一个通上电灯的府邸，甚至有第一个装了自动洒水装置的后花园，就在京城的官家小姐还在一针一线的做刺绣的时候，冯夫人已经在拿缝纫机裁制衣服。他这点小爱好无伤大雅，从李鸿章到袁世凯都乐意满足，甚至袁世凯的老对头瞿鸿機任外务部尚书的时候，都对他以公谋私的小动作睁只眼闭只眼，在有人因此弹劾他的时候，还会主动出手来帮他摆平这些麻烦事情。
“咱们中国人什么都不多，只有心眼子多，”谢道庸亲自为载泽续了一杯茶：“无用的清官和贪财的能吏相比，你会选择用哪个？”
载泽在桌子上重重一拍，高声斥道：“老庆那能算是能吏吗！”
“我说的是袁世凯，”谢道庸语带责怪：“泽公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在太后跟前，沉不住气可不是个好习惯。”
载泽端起茶盏来饮了口茶，长长叹气：“之衡，不瞒你说，我只有在你跟前才敢这样大呼小叫地骂骂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袁世凯也就罢了，你说太后到底为什么这么信任老庆？”
“你说乾隆爷在位时为什么这么信任和珅呢？”谢道庸笑眯眯地反问，意料之中地看到载泽露出一脸瞠目结舌的表情。
“泽公呀，你是爱新觉罗家的龙子龙孙，这天下就是你们家的，你自然是为自己家的天下着急，可太后呢，”谢道庸轻轻咳了一声，道：“我给你说这话，可是没有丝毫要挑拨你和太后君臣关系的意思，你切莫误会了。”
载泽急忙道：“之衡放心，你的忠心，我自是最明白的，如今大清被太后掌管着，忠于大清，就是忠于太后了。”
谢道庸却摇了摇头：“非也，泽公，忠于太后，自然是忠于大清，可忠于大清，却未必是忠于太后了。”
载泽看着他，愣了一愣，脸上的表情逐渐由愤慨变成茫然，最后竟然有惊恐的神色浮现出来，他放下茶盏，忽然打了个哆嗦：“我想起一件事来，之衡，这事还是李莲英告诉我的。”
“就在立宪准备时间定下来之前，袁世凯曾经被太后宣进宫说话，说君主立宪和共和政体的区别，聊着聊着，就走到了皇上住的瀛台，太后去的时候，皇上正在修表，满满地摆了一屋子钟表，太后看着有趣，就拿了一个走，临出门时到正点，皇上屋子里所有的钟表一起叫唤起来，太后忽然就发怒了，从李莲英手里夺了那个钟表来，狠狠砸在地上，险些伤了皇上……”
他说着，竟然连声音都有点发抖：“第二天正经商量立宪的时候，袁世凯就改口了，将立宪预备时间从四年推迟到十二年，我当时还以为他要搞什么鬼……”
谢道庸看着他，深深叹了口气。
载泽实在是太年轻了，他今年才刚26岁，也就是托了投生在爱新觉罗家的福，才有幸在这个年纪担要职重任，没有从这个官场最低的位置熬起，就永远不知道这个官场最关注的，永远不是政务能力，而是站队的能力，甚至是，表忠心的能力。
这个朝堂上有不少老臣，平安度过了辛酉政变，度过了同治之死，甚至度过了甲午海战、戊戌之变和庚子大灾，不仅平平安安地活到了现在，甚至还屡次加官进爵，或是高位不改。这些人里，张之洞算一个，庆亲王算一个，荣禄算一个，袁世凯也算一个。他们有的是一路风平浪顺，有的是借机起事，却没有一个在这么多场变故中马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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