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通宝
完颜雍企图制止生产关系向封建租佃制的转化，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他颁布禁止中原猛安谋克户出卖奴婢转租田地的诏令。次年（1182年），他又规定：一旦查出有不自耕种的猛安户，杖六十；谋克杖四十。
对于贵族地主多占冒占官田，完颜雍在大定十九年和二十一年先后派员到各地拘括官田。括田的本意是将所括之田分给贫民，继续对无田少田的猛安谋克户实施计口授田的旧制。但在实际执行中，一些小地主和农民的土地都被强行拘括，田地更集中到官府和女真贵族官僚地主的手中，反而加速了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
通检推排
金初对人户三年一籍，清查其人口、驱奴、土地和资产，据以排定户等，征收物力钱（财产税），征发差役。但贵族、官僚和地主以各种方式隐瞒财产逃避税收，而贫苦人户却负担重税。
为改变赋役不均现象，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下令分路通检天下物力，因标准不一，诸路不均，百姓不堪承受。次年，颁布“通检地土等第税法”，统一各路标准，轻重不均的现象始有所改变。
大定十五年（1175年），离上次通检已经十年，但赋役仍有不均，世宗再命分路推排物力钱，手续较通检简化。而随着猛安谋克户内部的阶级分化，地主和农牧民的赋役也开始严重不均。大定二十年，从中都入手在猛安谋克户内也实行推排，两年后推广到全国，方法是清查各户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均赋役。
大定二十六年和章宗泰和八年（1208年），金朝还进行过这种推排。尽管在通检推排中，不无官员上下其手苛增物力的扰民现象，但对均平全国赋役，保证国家收入，缓和社会矛盾，毕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金世宗完颜雍在位时，在文化上延续金熙宗、海陵王以来的汉化政策。他即位之初，有许多大臣劝他还都上京会宁府，但由于李石、张玄素、独吉义等人的劝说，世宗最终还是决定以中都为首都，仍旧坚持汉地本位。他对以石据等汉官委以重任，令他们依照唐宋制度继续对金朝的典章文物进行改革。同时世宗还重视人才培养和科举取士，大定四年（1164），完颜雍下令：“进士文优则取，勿限人数”。
大定六年（1166年），开始置太学，学生最初只有160人，后发展到400人。大定十六年（1176年），又设置府学十七处，有学生上千人。金世宗对状元、进士，不仅要求其有才，而且要求人品要好。他规定，状元品行不好的，要除名。对中状元的人，先要访察他在乡里的品行，品行好的，才能按状元的待遇对待。全世宗一朝，科举制从人数到考试科目、到中举的质量，都有了发展和提高。官吏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科举考试。世宗朝的科举考试极为严格，由女真士兵对考生“解发袒衣，索及耳鼻”，严防作弊发生。科举制的发展，为金朝政府广招人才，进一步充实了统治集团。
除此之外，金世宗本人也熟读汉文典籍，治国理政皆尊奉儒家思想，他崇尚“民本”，体察民情，爱惜民力。“每当食，常想贫民饥馁，犹在己也”。每次春水秋山，外出巡狩，世宗都严禁随从扰害地方，所需物品不许向民间索取，征发人夫，以钱和雇。大定一朝，黄河累年决口，灾害连年，世宗始终能坚持赈贷，不遗余力。他推崇儒学，遵奉礼教，严于律己，崇尚节俭。
“朕虽年老，闻善不厌，孔子云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大哉言乎！”“人之行，莫大于孝弟。孝弟无不蒙天日之佑“昔唐虞时，未有华饰，汉惟孝文务为纯俭。朕于宫室唯恐过度”。他“常慕古之帝王，虚心受谏”，令群臣百姓“有言即言”，“敷奏勿有所隐”。世宗曾经这样讲：“朕以万机之繁，岂无一失”，“卿等但言之，朕当更改，必无吝也。”
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与耿直敢言的魏征，一直是他为政治国常常提起的榜样。他熟读史书，注意以史为鉴，修明政治，经常与臣下谈古论今，论史事兴咎，评人物得失。“朕于圣经（儒家经典）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在他的倡导下，金朝文化不断汉化，他的皇太子完颜允恭便“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
但是，金世宗反对全盘汉化，他认为吸收过多的汉文化，会使女真族腐化堕落，丧失尚武本性，因此在大定十一年（1171年）以后，金世宗频频强调维护女真旧俗，掀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15]金世宗曾向右谏议大夫、契丹人移剌子敬流露过这种想法：“亡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若依国家旧风，四境可以无虞，此长久之计也。”
金世宗完颜雍是一位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他为保存女真文化可谓苦心竭虑，不遗余力。世宗经常像这样谆谆告诫女真贵族说：“女直旧风最为纯直……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8]一次，世宗与太子允恭等人前往宫中睿思殿，命歌者用女真语唱歌，随后对皇太子及诸王说：“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之。……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朕教诫也。”
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最令世宗担忧的是，自海陵南迁以后，新一代女真人已经渐渐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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