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羽能对出“四书五经怎糟粕,天道五行经略”的这句下联，也是对毛主席所说的一句“四书五经皆糟粕”有感而发。
其实越是位高权重的人，越应该微言慎行，因为他们不经意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影响整整几代人甚至整个世界。
在那个新中国大搞个人崇拜大搞造神运动的毛主席红色年代，言羽从小生活中就离不开毛主席的红色身影。
各种小红本子满天飞，各种相片、小像章四处挂置随处可见，即便是流浪汉在野外熬粥用的搪瓷大盅，也一样印有毛主席的头像和大红字。
言羽一直都记得，自己当年曾随手去端流浪汉熬粥的大盅，结果被搪瓷大盅给烫惨了，所以在言羽的心里，毛主席的头像和大红字，总是与烫肤之痛联系在一起。
而随着慢慢长大，言羽学习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心里的疑惑也越来越多，每每涉及到一些如文化大革命之类有违人性的政治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千古美德相悖相离之处，内心的矛盾和斗争就愈发地激烈了。
比如毛主席说，四书五经皆糟粕。
言羽少时一直信以为真，从来不读古书古经。后来受鲁迅的老师章太炎点评三字经千字文影响，有幸开始读那四书五经，这才后悔自己年少无知，少时只因受毛主席一语误导，晚了许多年才开始读那圣贤之书。
好书就是这样，一旦上手，手不释卷，言羽越是认真学习古文，研读经书，就越是发现其中奥妙，个中精妙，难以言表。
所以言羽一直很想问毛主席，四书五经怎糟粕？可惜言羽刚出生没多久，毛主席就去世了，言羽的疑问，终究无法得到解答。
其实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而四书五经的发展，也记录和沉淀了其中不少的精华。
据《礼?互解》及《庄子》记载，“经”原本有六部，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后来由于秦始皇焚书，《乐经》散失，仅存《乐记》一篇，被并入《礼记》之中，于是成为“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四书”的确定，则是南宋理学家朱熹之功。他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完善儒家学说，建立系统的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在原有五经的基础上，把《论语》、《孟子》也提升到“经”的地位，再从《礼记》中分出《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之为“四书”。
后人认为，朱子的意思在于，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朱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育，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
其实在言羽看来，四书五经最为高妙之处，正在于教会人做人养心，修养道心，克制人心，在于成人。
相比之下，毛主席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深刻领会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仁义礼数之精华，反以之为糟粕，所以老来轻视了修身养性做人之道，而误入歧途，精于权谋，看重功名，晚年作为，违背了朱子本心。
这一点，或许和朱棣有相似。
毛主席曾评论说，政治朱棣搞得比较好！
曾国藩曾评论说，古代夺取帝位的人屡见不鲜，而藩王从地方起兵夺得帝位的唯永乐皇帝朱棣一人矣。
朱棣确实雄才大略，文武双全，自幼熟读兵法，勤习武艺，好学读书，通晓子史经集，其开创的永乐朝文治武功可比汉唐，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鼎盛的王朝。
不过他为了功名，也曾做出过很多违背之性的暴虐之事。
公元1403年，朱棣作乱成功，打下南京，赶走侄子朱允，自己当上皇帝。朱棣一到南京就曾召见一代儒家方希古，乃前皇帝老师，著名大儒，只因方宁死不愿为其服务，所以被朱关进监牢。如今要起草当皇帝的诏书，朱棣觉得非方老先生不可以服众，于是又从监狱里请出老先生，亲授纸笔，希望他能为之起诏。
没想到方希古出来之后，接过纸笔，在纸上打了几个大叉，就扔在地上，又哭又骂道：死就死吧，这篡位诏我是决不会写的！
朱棣恼羞成怒，大喝道：你以为能痛痛快快地死么！你就是自己不怕死，难道也不考虑考虑九族亲属么！
方希古闻言，也厉声道：别说九族，就是灭我十族，也休想我为你写一个字！
朱棣气得几乎厥倒，于是下令将方希古的十族亲属全部抓来。领命之人惶恐啊：古来只有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没听说过第十族啊，叫奴才们上何处找啊？朱棣怒吼道：把他的朋友门生也算一族！
于是将方希古又关进监狱，满天下搜捕他的十族人。抓来一族，就带给方看，问他写不写。方摇摇头，就立刻下令屠杀一族给他看。然后又抓一族，又摇摇头，又杀一族。直到十族八百七十三人全部抓光杀光，方老先生仍然不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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