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生活在共和政体下的人们也已习惯和乐意于接受贿赂。金钱可以克服无数的困难,解决许多问题。在美国,共和国的精英们开始肆无忌惮地行贿受贿。政府官员仅有的那点微薄的薪水是不够用的,即使是最高层领导也会接受马匹和马车,甚至是现金的贿赂。假公济私和贪污腐败正在迅速地破坏行政管理的效率,降低公共道德的水平。(注:见1871年1月《北美观察》。)雅各·考克斯先生认为在整个美国中为了争权夺利,道德正在沦丧。所有的村落无一幸免。在这个国家中,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它就会对每一个角落进行清扫,把自己的人员安插在有权有利的位置。对战争的欢呼是“属于胜利者的战利品”。“虽然让人感到羞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考克斯先生说,“金钱和地位对于我们的政治就像‘美色和战利品’对于一支进驻一座被征服了的城池的军队。他们的掠夺已使我们习以为常,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冷漠感到惊讶,我们已开始意识到公共事务的良心已部分死亡。”那些目光远大和诚实正直的美国政治家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为此忧心忡忡。
世界各地也概莫能外。政体的形式——不管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还是共和政体,这些都无关紧要。产生差别的不在于政体形式的本身,而是进行管理的人。如果统治者残忍自私,那么政治权力就是一种祸端。如果统治者富于理性而又公正无私,政治权力就将是社会的最大福祉。如果自私从统治阶级开始,那么整个国家都会笼罩在一片悲哀之中。邪恶自上而下蔓延,渗透到每一个阶级,甚至是最穷困的阶级。人生的历程就仅仅是为了钱财和自我。一切原则都被废除,诚实正直成了被人遗忘的美德。信仰渐渐化为乌有,社会成了一个争夺金钱和地位的战场。
然而,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些拒绝出卖自己的人。即使穷困潦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为人生的职责所感召,他们也会拒绝被金钱所收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中,追求财富是被一个勇敢的人所不齿的行为。所以,部落首领往往是该部落中最贫穷的人。在以色列、希腊和罗马人中,部落的功臣都是些穷困者。当伊利沙被任命为以色列先知时,还正在耕田。辛辛纳图斯被任命为罗马军队的统帅时,正在田野劳作。苏格拉底和伊巴密浓达都是古希腊最贫穷的人。耶稣也是如此,可他却是我们信仰的缔造者。
缘于他的不屈不挠和诚实正直,阿里斯蒂德被人称为“正义”的化身。他拥有毫无瑕疵的正义感、无懈可击的自我克制能力。他的一生曾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指挥了柏拉提战役。虽然他是国家的最高级官员,但死的时候却非常贫穷。没有什么能够收买他,没有什么能够诱使他背离自己人生的职责。据说,雅典人品德变得更为高尚,是因为阿里斯蒂德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阿里斯蒂德曾出席过埃斯库罗斯的一场悲剧演出,当演出说出了一句关于善良美德的台词时,观众的目光都不自觉地从演员身上转移到了他身上。
雅典将军福基翁被视为一位非常勇敢而又有先见之明的人,被人称为“善良”的化身。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了希腊后,他想方设法企图让福基翁归顺自己。亚历山大大帝给他无数的珍宝,并让他从雅典任意挑选4座城市。但是,福基翁丝毫不为所动,不肯给自己的品格沾上污点。“如果亚历山大真的想使我获得新生”,他说,“那么请让我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吧。”
然而,狄摩西尼这位雄辩家却是个可以被收买的人。当赫普琉斯被亚历山大派往雅典担任首领时,那些演说家们都紧盯着他的金钱,狄摩西尼也不例外。不诚实正直的雄辩家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当狄摩西尼去拜访赫普琉斯时,这位首领注意到狄摩西尼对他的一个精雕细刻的茶杯非常欣赏,他请求让他掂量掂量这个茶杯的轻重。“这个杯子值多少钱?”狄摩西尼问道。“它可以给你带来20个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赫普琉斯回答说。当天晚上,这个茶杯里面装着20个塔兰特,一同被送到了狄摩西尼家里,狄摩西尼没有拒绝这份礼物。当时的处境导致了这位演说家的耻辱。事隔不久,他就服毒自杀了。
与此相反,西塞罗不仅拒绝来自敌国的礼物,而且拒绝来自朋友的任何礼物。在他被人刺杀后的一天,恺撒发现自己的一个孙子手捧着一本西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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