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族陈家·
一门五杰，人文渊源好传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中山大学的校园里，一间坐落在草地上的红砖瓦房格外引人注目。它没有礼堂壮观，也没有行政楼高大，甚至连某个院系的实验楼都要比它多上两三层。然而，就是这样一座小两层的房子，却是中山大学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因为那位曾在这里居住并讲学的老师，正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说不清楚他写过多少手稿，也记不清楚他研究的历史有多少故事，这个被称为“三百年来只一个”的国学大师在那个新旧文化剧烈碰撞、人心惶惶的年代里，用自己恬静的品质和独立的精神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大观园。
有人说，读懂了陈寅恪便读懂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而陈寅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核心。这一章，我们将从这个最突出的特质入手、从陈寅恪先生开始去了解这个在人文史上赫赫有名的陈氏家族。
作为民国时代与王国维、陈垣等人并存的“新考据学派”代表人物，陈寅恪对学术的研究从来都不会停留在单维度的领域。他是文学家，更是历史学家，他能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等八种语言撰写的文献资料，更涉及中古史、宗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多个领域的历史研究和文化考察。在隋唐的历史里，他透过新乐府看出文学纪元的更迭；在魏晋南北朝的诗文里，他能读出“竹林七贤”的别样味道；在明清的朝代更迭里，他能剖析出民族大义最不为人知的所在。
熟悉陈寅恪的人都为他一生执着的“独立”“自由”所折服，然而，鲜有人知道，他的这份精神并非自我萌生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祖辈们以身作则的教诲。他的父亲陈三立在隐退山林之前就曾追随祖父陈宝箴参与戊戌变法，并被人尊称为“维新四公子”。尽管最终失败了，但这份精神却铭刻在陈三立的心中，并延续给了他的孩子们。所以，生于光绪年间的陈寅恪，虽然也是从四书五经的私塾完成学术启蒙，但父亲却毫不犹豫地将他送出国门游历，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地游历归来的陈寅恪，眼界和视野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他能突破当时的思想束缚，提出自己的研究理念，与父亲陈三立对他学业的精心安排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寅恪的研究不是天方夜谭的想象，也不是痴人说梦的假设，他的观点总是超越常人的想象，但说起来却头头是道、句句在理，连最顽固的老学究都无法找到辩驳的漏洞。讲起来，陈寅恪的这些做法还颇有些革命家的风范。
除此之外，在文字工具的掌握上陈寅恪也将此精神贯穿其中。传统的历史研究里，国文撰写的文献记载通常都是唯一的论证资料，大多数学者习惯在其中求证历史，但却忽略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对同一事件的看法。
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哈佛大学留学期间，陈寅恪了解到西方历史学领域有一个被称为语言考证的学派，陈寅恪利用自己熟练掌握的十几门外语，娴熟地穿梭于各种外文资料中，将他们的作风吸纳进自己的研究方法，从民族与文化两个角度对历史事件进行剖析，打破了长久以来“就史论史”的单维度研究习惯。这种研究在当时是极具创造性的。
历史不是单面的，历史人物组成的社会自然也不是单面的。为了能将历史考证变得立体起来，陈寅恪运用“史诗互证”的方法，将文学和史学结合在一起共同研究，历史和文学看似毫无瓜葛，但陈寅恪却能自由地徜徉于两大学科之间，不拘泥于某个单独的领域不敢向前，也不会困在某个角落不敢迈步，他自在地漫步其中，一种前所未有的研究方法形成于这一时期。
思想的自由是父亲陈三立赋予陈寅恪宝贵的财富。陈寅恪还是个学童时，父亲陈三立就不要求他应科考、求功名，而是要求他博闻强识、学而有成，因此，陈寅恪并没有参加乡试这般的科举考试，而是在十三岁时便出了国，辗转游历多国后才归国。父亲的这个主张让他跳出了文凭的条条框框，自由地学习各种喜欢而有趣的知识。在哈佛学习时，他曾是著名的“哈佛三杰”之一，但他却并没有在那里获得一张文凭。在他看来，学要能够致用，他在一个著名学府里听遍了所有课程，觉得知识储备足够让他走出校门时，他便离开到另一处重新开始学习的历程，就算这里的学位证书唾手可得，他也不会因为一张证书而停下求学的脚步。用今天的眼光看陈寅恪的经历，他的“任性”似乎有些可笑，但如此率真随性的性格却让他博览全书，而他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活字典”，最终成了文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家。
做历史研究的人从来都对“史德”有着执着的追求。这种贯穿于行业中的职业道德，其实更多的是对研究者自身品行的要求。面对宗教学、藏学和突厥学的广袤领域，陈寅恪从来不畅所欲言，更不妄下结论。他悉心地将所有的材料归拢到一处，然后用耐心和执着在其中探寻可能的线索。
枯燥在所难免，无果也顺理成章，但他却硬是用自己的倔强和对历史的喜爱在繁杂的史料中得到了看似不可能的研究结论。蒙古源自何处、李唐家族的兴衰、府兵制从何而来这些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的问题在陈寅
喜欢大家家风请大家收藏：(m.iuu123.com),爱优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