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鸿儒大家，梁启超肩负着家国大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的言行须得规范，但以他的个性以及贯穿始终的“趣味主义”理念，这样的身份并不使他终日束缚于正襟危坐，反之，他从来不吝啬向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有次思庄写了封信寄给二叔，但没有寄给梁启超，于是他便在接下来的家书中向思顺特意询问道：“问思庄何故写信与二叔而不与我。岂至今尚未得闲耶？”寥寥几字，颇有吃醋的嫌疑，但却是真情流露。
还有一次，陈伯严到梁启超家中吃酒，二十五年未见的老友相互倾吐一番后，不知谈及何事，也不知聊至何景，梁启超竟越发思念起女儿来。思念之情无处表达，便“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爱女之心、念女之情实在令人感动。
1928年，得知女儿将回国时，他更是难掩满心欢喜。梁启超对女儿的思念从未间断过，平日里想着也许并未强烈到让他辗转反侧，但一旦有了病痛，对女儿的思念便变得十分厉害，成了他缓解病痛的寄托。他时常会想，如果女儿此时待在他身边的话，“向她撒一撒苦痛便减少许多”。此时的他对于女儿越来越临近的归来更加急切，想到她回来以后的新生活，更是眉飞色舞起来。
然而，就在他满心期待地向往即将来临的团圆时，病魔却无情地将他带离了这个世界，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梁启超的家书多与海外求学的子女们相关，最多的是与思顺的往来。对于尚在家中求学的孩子，梁启超也安排得极为妥当，由于时局动荡，综合考虑之下梁启超把年纪尚小的思宁、思礼等留于家中，专门请了一位通晓国文的先生教授他们。
谢国桢在家中教授时，梁启超经常饶有兴致地加入其中，旁征博引、高谈阔论，时而与先生一起为孩子们讲学，时而又与他们共同探讨学习，寓教于乐、教学相长之中寄托着慈父一片关切之情。
教育一事神奇得很，它既可以高远至云天之外，凭借主义精神便可指导人生，又可以如涓涓细流缓缓流淌，润物于无声滋润心田感化灵魂。梁启超所开创的家教，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能将这两面既富有创造性又不生硬地糅合在一起。而我们现在的父母往往容易偏向一方，要么过分地强调理想主义，导致溺爱之灾；要么过分地强调现实主义，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对此，梁启超给现在的父母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如果能照着学习一二，相信对于家风家教都是有禆益的。
梁启超先生虽然已经逝去，但他开创了西学中用的教育先河，并打破了当时时兴的“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迂腐理论，用大智慧和大爱去培养他的孩子们。由此产生的培养思想和教育理念流传了下来，时至今日仍旧熠熠生辉。而这，也正是梁氏家族在为社会培养出人才之外所创造的又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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