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话让思顺得到了极大的宽慰，尤其是开导她将困难视为磨炼身心的好机会，更是给了思顺莫大的鼓励，让她重新鼓起了面对困境的勇气。
对于孩子们的婚姻，梁启超也是忙前忙后地操持着，尤其是思顺夫妇和思成夫妇这两对伉俪，都是梁启超倾力玉成的。对此，他像极了一个农夫，那份喜悦无异于忙碌了一年之后换来满满收获的心情。相对于当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模式，梁启超为孩子们的婚姻开创了自己的模式。由他自己留心观察一个人，然后给孩子们相互介绍认识，接着便由着孩子们自己去接触和相处，最终的决定权也放在孩子们手上，这种糅合了中西方优点的婚恋模式是梁启超“理想的婚姻制度”。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方法的确让孩子们找到了志同道合同时也让长辈放心的对象。比如梁思顺和周希哲、梁思成和林徽因。
梁启超希望自己能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每个孩子身上，毕竟在他的意识里，这是父母对孩子最后的责任。但毕竟年事已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故而未能如愿，但是他身为父亲的责任意识却从未有一刻懈怠过。的确，父母对于儿女的责任无非是学习、立业、婚姻这几样。但是，梁启超却耗费了毕生的精力去经营这些孩子们的未来，如此尽心尽力实属难得，也确为梁氏子女之福气。
梁启超注重孩子们求学进取的进展，但对身体健康更为关注。他经常写信询问道：“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后来思成身子稍有好转，他又再次去信嘱咐道：“思成体子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对于思顺，梁启超也同样叮嘱她要注意身体、刻苦用功之暇照顾好自己：“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显然，在孩子们面前，梁启超对自己角色的定位很清晰，先是父亲——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而后才是导师——注重孩子学业成绩。
除此之外，梁启超家书的字里行间有时还会洋溢出家里温馨幸福的模样。比如他写信告诉思顺，虽然思成和思永在国耻日那天受了伤，但好了不少以后，他们的样子开始令人捧腹：“思永最不能吃东西，思成便大嚼大啖去气他。思成腿不能动，思永便大跳大舞去气他。”多么有趣的场景，父亲看到两个孩子玩耍的模样十分喜欢不算，竟还想到把它记录下来告诉给远在海外的女儿，实在是其乐融融。
还有一次思顺寄来了一封信，告诉父亲她无蔬菜可吃，不承想，竟被思达他们玩笑了一番，对此，梁启超不但不反感，还在信中说：“初次接到你信说没有蔬菜吃，他们曾每人画一幅——萝卜白菜之类，说送给你们到底寄去没有。”玩笑间趣味多多，一家人亲昵无间可见一斑。
有时梁启超还会在信里讲起笑话来，说是笑话但却是他日常生活的点滴志趣。那次，梁启超听人说附近约十里的地方有一处钓鱼之地甚好，于是回去讲给孩子们听，打算寻一日风和日丽，带孩子们一同去垂钓。孩子们听完便兴奋不已，第二天便嚷嚷着要去。但天色并不是很好，因此梁启超有些沉吟。不过见孩子们都一一预备齐全了，为了不扫孩子们的兴，便只好答应同去。不料，还没到目的地，天公不作美，开始下起小雨来，尽管他们硬着头皮喊出“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口号，但却没有因此而躲过倾盆大雨，“七个人在七个驴子上，连着七个驴夫，三七二十一件动物，都变成落汤鸡”。多么真切的生活，与孩子们之间的互动让梁启超的生活充满了乐趣。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会向孩子们讲起各位亲戚朋友、叔叔阿姨们新近发生的事情。
偶尔，他也会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向孩子们问东问西，并央求着加入其中。比如有一年思顺全家前往日本，从信中得知此事的梁启超开始仔细地询问起来：“在日本看过什么地方？寻着你们旧游痕迹没有？在船上有什么好玩（小斐儿曾唱歌否）？我盼望你们用日记体写出，详细寄我（能出一份《特国周报》临时增刊尤妙）。”信末的落款多样，“饮冰”“爹爹”“老白鼻”“耶告”等；时不时还会随信附上一些小东西，像演稿十来张、三张好玩的小照，或是《圣教序》一本、《从军日记》一篇……
某次，梁启超将新得的缎子寄给了海外的几个女儿，物未出境已安排妥当：“有摹本缎两段，乃赏汝两妹者，人各一套。……其外国缎一段则赏汝者也。”衣服漂洋过海去到大洋彼岸，虽无法亲眼看着孩子们穿着在身，但身为父亲却渴望见着这一幕，于是他在信中特别强调：“汝三人将所赏衣服穿起照一像寄我。”就如同一个小孩子一般充满期待。
总之，虽远隔万水千山但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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