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常回父母家，和他们日渐生疏。多年来，若想要和亲戚们接触，大体要通过父母，因此，我和亲戚们几乎不存在日常接触，更加生疏。我几乎要忘了他们的存在。当然我不会忘记。
去年四月初，单位内部做了颠覆式的人员调整。这是一个漫长斗争过程的最终定论，一系列运动和运作的最后爆发。我成为被调整的对象，从原本有望进入领导层的骨干被调整为一个名存实亡的副主任。所在的部门只有四个人，已有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如今别人私下称我为“副副主任”，非常儿童化的语言。结果出来当天，我借口出差，和妻子交代几句，开车回到郊区的父母家。
我打算在乡下住一晚。这里有几近虚无的安静和不掺杂任何色彩的漆黑。读书的那些年，我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夜间看书做作业，进而开始写小说的，度过了无数个对这个世界充满野心、形式上却与世隔绝的夜晚。当时老家还没有拆迁，我写作业和写作的场所，是偌大的厨房，当时的厨房极其壮观，前后两间，前面是吃饭的所在，碗橱、水缸和饭桌占据了主要的空间，后面一间一分为二，一半是几平方米的柴草间，另一半就是我待的地方，小桌子小凳子，一堆书，还有偷偷抽的烟。
我到家时，父母不在。我从来没有父母家的钥匙，这大概也是我与他们关系的缩影之一。我是客人，进门要提前知会。我给父亲打电话，父亲略带责备地说：“你回来也不打一声招呼，我们正在芜湖喝喜酒，你自己看着办了吧！”我们并没有外地的亲戚，所有亲戚都在南京，都在这个郊县，都在这个乡，从小到大我没有过长途跋涉和穿越时空的经历，这大概造就了我的局限与狭隘。他们去芜湖喝喜酒，想来是作为本地出嫁女子的亲友团过去的。我坐在车里抽烟，想着接下来怎么办。
我停车的地方是父母家楼下，拆迁后建造起来的小区，这个小区给人无边无际的感觉，更给人不断生长的感觉，不管是外在的扩建，一期二期三期四期，还是内部的生长。原来纯正的乡村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城市格局的小区，所谓“新农村”，以最快的速度显露出乡村的一面，人们纷纷在空地上种菜，在楼梯口架起煤炉，在地下室安置孤寡老人，在绿化带里养殖家禽，在六七点钟偃旗息鼓，让安静成为此处的主人，四处游荡，无处不在。当时是下午六点半，西天外渐渐由湛蓝变成苍白，由苍白变成灰暗，由灰暗向漆黑进发。我想，既然已经和老婆说了出差，那就去镇上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来，我也确实需要至少一个晚上的时间梳理一下头绪。我可以不清楚自己何以被边缘化，但必须针对现在的处境做出对策，写明一二三四个步骤。看来，我还是企图改变现状的，不管是正面出击（也就是迅速而无耻地拍当权者的马屁）还是另辟蹊径，做一个不敢抬头的野心家，或者摆出骂骂咧咧愤世嫉俗的样子。
一个人敲我的车窗，我摇下玻璃，看到是大伯父，正对着我笑。大伯父在我的记忆里始终是四十岁不到的样子，那时我刚有了人类与世界的感念，认识了他，他也处在绽放的壮年岁月。近距离看我才愕然发现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尽管神情和轮廓丝毫未变，但我对他的感觉从陌生变成更加陌生。我跳下车，和大伯父一起抽烟，告诉他我临时出差回来，路过父母家，结果他们不在。大伯父对我表示同情。经过一番来来回回，大伯父坐进车里给我指路，我们去他家吃饭。饭后是否住下来，到时再说。大伯父所在的村庄在村民的千呼万唤中最近拆迁了，他们搬进了这个小区，不过他们安顿好仅仅是两个月前的事，父母也只去过一次。
六点多钟的小区里塞满了进进出出的小生意人、下班的人、散步的人、撒野的小孩、闲逛的狗和没有人家的野猫，偶尔还有几只鸡、鸭、鹅在晃悠，一些晒在地上的谷物和干货，一些在风中飘动的艳丽的内衣裤，一些春节时贴上去如今残破不堪的春联门神。很难走，一公里不到的距离，开车花了近二十分钟才到。不过停车方便是这个小区的一大优势，空地很多。我停好车，折回来，从后备箱里拿了一瓶酒，再折回来，又拿了两瓶。大伯父一直说“不要客气家里有酒”，但他明显带着意外收获的喜悦，还伸着脖子看看我拿了什么酒。他好酒，终生不渝。
我对大伯父说：“二十年的赖茅，五十三度，很不错。”大伯父张大嘴笑了笑，对这个酒他大概不了解，随后他又严肃地对我说：“你别怪我们做长辈的教育你们，像你现在混得也不错了，有什么不好的酒就送给我们喝喝，你大伯父什么都不好就是好酒，也不要什么好酒，有酒就好过，你看你，平时也不回来，逢年过节的也见不到人……”我跟在他后面，踩着他的絮絮叨叨声朝五楼爬。“混得不错”，这几个字眼真让人苦涩，不在于我混得好或者差，而在于大家都认为你需要混。这是源自血液的观念。
我完全没有拜访大伯父家的打算，但真的遇到他，我也能应付。让我不能应付的是在大伯父家里的所见，在充满“世界梦想”“伟大复兴”等字眼的今天，难得看到这么寡淡空无的家，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分到的是九十平方米的安置房，不算大，但几乎不能更少的家具和苍白的水泥地面让这里显得很大、很冷、很荒凉。这个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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