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父母家，都是一次荒凉之旅。
那是一个拆迁之后安置群众的小区，非常之大，多年来我都没有穷尽它的前后左右——事实上它一直在建造扩张中，居住在其间的人们不断用瓜果蔬菜、家禽宠物和生老病死填充这个小区。小区几乎有了自己的灵魂和意志，要生长。
但这改变不了荒凉的现状。大家原都以为拆迁能够带来大面积的富裕，七八年过去了，拆迁到拆迁为止，富裕成为故事。每次回家，我只能看到极少的人在路上匆匆走过，更多的人因为不够富裕，只能呆坐在某个地方，诸如电视机前，楼道口，自行车棚的阴凉里，或者坐在敌意和幻觉交错的自我之中。路上除了必须去做某件事的行人之外，还会有三三两两的人聚集着聊天，一群心有不甘的人带着一身的灰尘和挂在外套上的债务听一个富裕的人讲述财富的故事。
小区外围，有世界上最小的沃尔玛超市，大概是为了彰显小而独特，它写作“沃而玛”。还有一家“好又多”超市，但“又”字风吹日晒之后少了一横，成了“x”字，和里面的漆黑一片相映成趣。来自异乡的重型卡车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按下喇叭，颤抖着把轰鸣声抛撒在原先是我们先人坟地的开阔大道上。这里的路太宽了，没有应对预期中的繁华，倒是呼应了真实的荒凉。
父母家里，也是一片荒凉。老年人的生活场所，回忆往昔成为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但和小区周围的一片动荡相比，这里干净整洁，处处反光，没有灰尘。厨房里没有一点儿油星，墙壁上没有丝毫污痕，马桶上没有一点儿屎尿，窗户总是死死关着，有时又谨慎地开着一道缝隙，缝隙里流露出对安全的追求。窗帘遮挡住阳光和视线，让房间里呈现出一种仓储室的排斥感。母亲对灰尘深恶痛绝，年近六十仍然每天和灰尘搏斗着。这是她维持生机的形式之一，另外一个形式，是等待我们一家三口回去，等待我们到家之后把女儿扔给她。
上周，我第一次在女儿出生之后单独带她回家。老婆有一个考试之前的短期培训。在早晨八点半我就把老婆丢在了培训地点，随后一边和坐在后排的女儿闲扯，一边不断加速朝父母家开去。不过四十五公里路程，其中三十公里是高速。九点出头，父亲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动身，我说，你下楼吧，我已经到你楼下了。他吓了一跳，和母亲一道快速出现在我们眼前，我收拾停当，让他们带宝贝孙女儿到附近转转，自己一个人回到了父母家里。
推开门的一刹那，我感觉自己回到了没有小孩没有结婚的时光，有一个空空荡荡的家和几个小时的时间任由自己打发。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我和二十年前的我类似。但毕竟不一样了，当时的我为抽一口烟想尽办法，现在则是想抽就抽，毫无顾忌和敬畏。我多么希望有一尊神叫作“烟神”，和茶神、酒神之类的并列，让我们供奉和祭祀，这样我抽烟或许会有所顾忌，或者会出于对它的厌恶不再抽烟。但没有，没有烟神，没有传统，来去空空，香烟的背后没有群山和巅峰。家里熟悉至极，我连到处看看的兴趣都没有。斜靠在沙发身上，抽烟喝茶，看着手机，手机联网，里面内容无限多。或许因为太多，很多人皈依了手机。
我觉得无趣，出门，下去走走。最近几年，每次都是顺着一条不变的路开车到父母家楼下，少有步行。我从侧面的小路往小区外走去，一条巨大的黑狗出现在我眼前，看着我，低吼了几声，我小心走过去，它没有任何追加动作。楼房之间的绿化带做得不错，但边缘的土地上都种满了蔬菜，我看了看，都不怎么认识。一株株已经结穗的油菜花在风中东倒西歪，有的已经再也正不回来了。没走几步，我来到了小区的后门，这里有一条商业街，有规模，有气势，有各种各类货物出售，比如成人用品、汽车美容用品、各式糕点、老北京布鞋……但人很少。或许因为这时是周日上午十点左右吧，人们要么忙于正事，要么忙于闲事。
我走进药店，买了一盒眼药水，打算回城开车时点几滴。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老奶奶把药卖给我，收钱。我对这瓶药水顿时充满了疑惑，仔细看了看生产日期之类。这位奶奶应该做餐饮而不该做医药卫生，就像我在某个豪华西餐厅遇到一位说着山东话的老大爷一样，他更应该做中餐而不是西餐。
揣着药水，我想着接下来去哪里转转。每次回父母这里，除了去餐厅吃饭之外，我足不出户，就像小时候母亲严格要求的那样。这让我觉得和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脱节了。但现在，我不知道去哪里转转，生活、故乡以及亲人们似乎还没有安置好，小区似乎正在发育，像一个长着小胡子的丑陋的中学生。
我还是回家去了。一个角落里堆放着两尺多高的报纸，都是一家本地的晚报和本地的广播电视报。它们在这里依然享受着家具般的待遇，至少摆放一个季度才会被折旧卖掉。我一份份看，看的都是过去的体育版。时间在一场场早已过去的赛事报道中飞快地流逝，我听到了门外传来女儿叽叽喳喳的声音。在爷爷奶奶面前，她心情放松，随心所欲，被无限宠爱。
父母带回来几包菜，随后，快到无法想象，午饭好了，一道道菜放在了桌子上，丰富得让人疑惑不已。我们四个人各坐一方。父亲自斟自饮，母亲照顾着孙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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