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母与凤姐的一场双簧
（一）
第五十三回元宵宴上，女先儿讲了个《凤求鸾》的故事，而贾母则唱了一出“掰谎记”，高谈阔论，纵横捭阖；众人皆应答不及，唯有凤姐配合默契，妙语如珠，两人可谓是合作了一出完美的双簧，戏外的故事比戏里还好看。
且说女先儿刚提了个头，说金陵王忠有位公子名唤王熙凤，贾母便笑道：“这重了我们凤丫头了。”媳妇忙推先儿说：“这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说。”贾母却道：“你说，你说。”
作为贾母，自是平和宽柔，只觉得好玩，所以毫无顾忌地说“你说”；但是作为下人，却不得不守礼提醒女先儿，维护二奶奶的威严；作为凤姐，自然只得迎合贾母：“怕什么，你们只管说罢，重名重姓的多着呢。”然而作为上门讨吃的艺人，却并不敢真的“只管说”，一边欠身赔礼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讳。”一边再说下去时，就只敢提“王公子”三字而避提大名了——真是聪明人。
于是女先儿接着讲故事，讲到一半再次被贾母打断，且发表了一大通掰谎高论，读者素来有很多疑问和看法。
第一个问题就是：贾母讽刺的究竟是谁？
最常见的说法是贾母在敲打黛玉。因为黛玉刚刚把酒杯放在宝玉唇上让他代饮，凤姐特特地提醒说：“宝玉别喝冷酒。”显然在暗示二人要行为谨慎。贾母将这一幕看在眼中，对黛玉十分不满，故而借评戏掰谎之际严加斥责：“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一点儿是佳人？便是满腹文章，做出这些事来，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但是黛玉自小住在贾府，和宝玉两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可算不得是“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倒是宝钗，宝琴，邢岫烟，乃至李绮、李纹等人，都是外来的亲戚，和宝玉是后相识的，而且住进贾府来，未必没有攀附之意。
所以贾母这番话，即便是想要敲打某人，也绝不是黛玉。因为紧接着这番话后放爆竹，贾母便怜惜黛玉“禀气柔弱，不禁毕驳之声”，疼爱地将其搂在怀里。
黛玉住进来时才六岁，是贾母看着长大的，而且又无亲无靠，所以贾母完全不需要对小女孩玩什么两面三刀的把戏，疼爱就是疼爱，绝不会打个巴掌再给颗甜枣吃，所有的行为都是祖母疼外孙女儿的一片真心，对黛玉没有半分不满。
而且黛玉这样一个多心的人，如果贾母有半点针对她的意思，难道她会听不出来吗？怎么会若无其事继续坐着听笑话，倚在贾母怀里看放爆竹，那还是敏感聪慧的林黛玉吗？
所以，无论从贾母还是黛玉的两方面推断，这番话都与黛玉无关。
况且，贾母明明白白地说了：“别说他那书上那些世宦书礼大家，如今眼下真的，拿我们这中等人家说起，也没有这样的事，别说是那些大家子。可知是诌掉了下巴的话。所以我们从不许说这些书，丫头们也不懂这些话。”
这番话已经明确撇清了自家所有女孩儿，所以薛姨妈李婶娘也不得不附和说：“这正是大家的规矩，连我们家也没这些杂话给孩子们听见。”忙不迭地表白。
那么，作者究竟为什么要借贾母之口发这一大篇议论呢？
蒙府本总评说：“单着眼史太君一席话，将普天下不近理之奇文、不近情之妙作一起抹倒。是作者借他人酒杯，消自己傀儡。”
可见这是作者对时下小说的一番评论。
书中所引戏曲多半是前明所作，少有近作，独在五十三回末却写到了《西楼会》。
《西楼会》是曹雪芹同时代剧作家袁于令所作，相传是作者自况身世，主人公“于鹃”（字叔夜）反切就是“袁”。说的是御史公子、解元于叔夜与西楼名妓穆素微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因为于叔夜写的一首《楚江情》深得穆素微之心，两人遂于西楼相会，私定终身。于父得知后，怒逐素微，相国公子趁机买其为妾，穆不从，备受虐待。后来于鹃得中状元，与素微终成眷属，非常套路的一个故事。
不知这袁于令与曹雪芹是否故交旧知，但是书中特地提及此剧，肯定是有深意的。相传袁于令曾经为争妓而被其父送官下狱，《西楼记》即在狱中写成。
贾母看《西楼》时未多言语，却在紧接着听书《凤求鸾》时挥洒出来，大发掰谎之论，说：“比如男人满腹文章去作贼，难道那王法就说他是才子，就不入贼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编书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这有个原故：编这样书的，有一等妒人家富贵，或有求不遂心，所以编出来污秽人家；再一等，他自己看这些书看魔了，他也想一个佳人，所以编了出来取乐。何尝他知道那世宦读书大家的道理？”
——句句针贬，焉知不是冲着袁于令而发呢？
自然，也可能这就是曹雪芹平日同人论及戏曲时的个人见解，借贾母之口以抒胸臆。
这和全书第一回中石头讽世之语异曲同工：“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才子佳人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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