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鞅与陈轸在《鬼谷子的局》第一部中起着主导全局的作用。从开始的河西之战至最终的渭河滩，彼此绞尽脑汁地钩心斗角、互相利用，总体看来是互有胜负、平分秋色。整个第一部，这一对活宝可谓是相知相敬、相爱相杀了。
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公孙鞅可谓是伪君子，陈轸便是真小人。在这一点上，双方都瞧不起对方：公孙鞅数落陈轸见风使舵、朝秦暮楚，赤裸裸一势利小人；陈轸奚落公孙鞅表里比兴、口蜜腹剑，实实在一衣冠qín_shòu。然而，伪君子伪善于表，真小人见恶于外，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丘之貉：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
先秦时期，除奴隶外的自由者可分为四个阶层：士、农、工、商，公孙鞅与陈轸同属于“士”这一阶层。就士而论，大致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天下士，即类似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如苏秦、随巢子；第二种是国士，类似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样为国鞠躬尽瘁的，像白圭、屈原；第三种是俗士，类似李斯那般“人之不肖譬如鼠，在其自处耳”的追名逐利之士，典型代表有陈轸、淳于髡；最后一种蠹士，就像路易十六“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这种极端个人主义者，燕易王、靳尚便是此类。四士之中，天下士、国士已脱离“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动物本能追求，进而向精神方面追求的这种境界。而俗士与蠹士，则仍局限于物质方面，其中的区别便是：俗士有原则，蠹士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公孙鞅介于天下士与国士之间：为国，他处心积虑地除旧立新、朋比结党，以期借秦国这棵苍天大树来达到人生之巅峰。这一点像白圭，所不同的是，公孙鞅侧重于自己，白圭更倾向国家。白圭有底线、稳扎稳打，以强国、富名、勤王为立国之本；公孙鞅则是投机取巧、事兴敌所羞为，以公主为诱饵假意睦邻，在盟约墨迹未干之际临阵倒戈。虽说用心险恶，然而换个角度讲，国与国之间只有实力与利益的制衡，何来君子小人之说？为天下，他在预感身不能保之时奋笔疾书《商君书》，衷心希望自己的新法能够“天长地久，惠泽天下”。如此颇像随巢子，有所不同的是，随巢子是真正忧天下之所忧，而公孙鞅却更在乎自己死后的不朽功名。
陈轸则介于俗士与蠹士之间：因为俗，他处事两面三刀，一边食君之禄，一边违国之法度而私行商道，最后又将“违法所得”无偿捐赠于国以示其忠心。然而，他却有自己的底线：当国家利益与自身利益相冲突时，总以国家利益为重，因为他很清楚，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魏若失势，身为魏臣的自己亦无立身之处）。这一点像李斯与庞涓，两人明“以国家利益为重”而行大义灭亲之举（李斯诬韩非于始皇，庞涓诽孙膑于惠王），实则因自己的猜忌心而“见利忘义”。与之不同的是，陈轸不会因“猜妒”而陷害知己，他始终坚持自己那一套底线；说他“蠹”，他虽不至于像路易十六那样极端个人主义，却也为博得君心而草菅人命（庞衡父子、凤鸣龙吟事件等）。而同样是“有奶即是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滑稽之士淳于髡就绝不会这么做，遇类似情况他势必会这样想：能达成目的的方法多了去了，老光头我何必行此损招？
至于二人何以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除性格使然外，形势所迫方是其真章。早先公孙鞅仕魏，因出身卑微而见逐于魏惠侯。雄心壮志受挫后，毅然西赴秦，受秦孝公赏识且被委以重任，最终裂地封君。他的成功，不同于苏秦游说秦惠文公时那种“不得其情而说之，见非”（间接地向天下揭露秦国潜力），因此被惠文公拒之以“羽翼未丰”。公孙鞅游说秦孝公时，正值秦失河西战略要地，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这时候公孙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便是“内虱”（世袭贵族）及商贾势力作祟，经他那海阔天空的分析后充分地得到了孝公的认可，可谓“得其情，说而飞之”，牢牢地将“君心”控制在手中。随着新法的顺利推行，公孙鞅在秦地位及于列国威望与日俱增，位极人臣的他，妄想尽己所能来向世人彰显其之大无畏精神（身死法在，新法“天长地久，惠泽天下”）之表以掩饰追求个人独裁之实（他的新法不允许人议论，无论说新法好、坏）。可谓实实在一伪君子！
陈轸则恰恰相反。他本是陈国人，初来魏国，一无根基，二无党羽，可谓“彻彻底底”的白手起家，完全凭着自己那三寸不烂之舌博得君心，历经多年辛劳方才谋得个“有名无实”的上大夫爵位。当然，陈轸非久甘人下之辈，他有对权力的野心（图谋相位）。同样他也是个聪明人，为免蹈白圭覆辙而明着奉公，暗地里培植自己的势力（元亨楼之类经商渠道）。
说到白圭之覆辙，这里有必要岔开讲一下自古迄今的政商关系。当权者为巩固政权，总会想尽一切办法使被统治者认为其统治合理，或以意识形态方面（多以君权神授之类的宗教性质）的种种理由来堂而皇之地解释其合法性，或通过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来将权、力与爵、禄分开来。这里的权与爵、力与禄指的是地位与财富。单有权、爵而无力、禄之辅，则一切美好理想、隆中对策与空中楼阁、镜中鲜花无异；仅有力、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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