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顶不起眼的，是曹国舅。他几乎连一个名字都没有。有人查出，他大概叫曹佾。因为他是宋朝人，宋朝当国舅的只有这么一个曹佾。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多数老百姓连这个“佾”字也未必认识（这个字字形很怪）！他有什么事迹么？没有的。只知道“美仪度”，手里拿一个笊篱，化钱度日。用笊篱化钱，不知有什么讲究。除了曹国舅，别人好像没有这样干过。笊篱这东西和仙人实在有点“不搭界”，拿在手里也不大好看，南方人甚至有人不知道这是啥物事，于是便把蓝采和的大拍板借给他了，于是他便一天到晚唱曲子，蛮写意。
的形象为什么流传得这样广？
的形成与戏曲是有关系的。元代盛行全真教，全真教几乎成了国教。元曲里有“神仙道化”一科，这自然是受了全真教的影响。和全真教的关系是密切的（吕洞宾、汉钟离都是祖师），但又不是那么十分密切。传说中的故事和全真教的教义——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内在的联系。对有感情的人未必相信全真教。在全真教已经不很盛行的时候，的形象也并没有褪去光彩。这恐另有原因在。
原来这和祝寿是很有关系的。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很重要的一条是长寿——不死。中国人是现实的，他们原来不相信天国，也不信来生，他们只愿意在现世界里多活一些时候，最好永远地活下去。理想的人物便是。有一个特点，即他们都是“地仙”，即活在地面上的神仙，也就是死不了的活人。他们是不死的，因此请他们来为生人祝寿，实在是最合适不过。戏和庆寿关系很密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考云：“今所见庆寿词尚是元人旧本。”周宪王编过两本庆寿剧。其《瑶池会庆寿》第四折吕洞宾唱：
（水仙子）汉钟离遥献紫琼钩。张果老高擎千岁韭。蓝采和曼舞长衫袖。捧寿面的是曹国舅。岳孔目这铁拐拄护得千秋。献牡丹的是韩湘子。进灵丹的是徐信守。贫道呵，满捧着玉液金瓯。
这唱的是给王母娘娘祝寿，实际上是给这一家办生日的“寿星”祝寿。我的那家亲戚的寿堂供桌上摆设着人，其意义正是如此。
活得长久，当然很好。但如果活得很辛苦，那也没有多大意思，成了“活受”。必须活得很自在，那才好。谁最自在？神仙。“自在神仙”，“神仙”和“自在”几乎成了同义语。你瞧瞧，那多自在啊！他们不用种地，不用推车挑担，也不用买卖经商，云里来，雾里去，扇扇芭蕉扇，唱唱曲子，吹吹笛子，耍耍花篮……他们不忧米盐，只要吃点鲜果，而且可以“不饥无漏”，嘿，那叫一个美，“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咱们凡人怎么能到得这一步呀！我简直地说：是我们这个劳苦的民族对于逍遥的生活的一种缥缈的向往。我们的民族太苦了啊，你能不许他们有一点希望么？我每当看到陕北剪纸里的吕洞宾或铁拐李，总是很感动。陕北呀，多苦呀，然而他们向往着神仙。因此，我不认为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何以是这八位？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中国人对数字有一种神秘观念，八是成数，即多数。以八聚人，是中国人的习惯。陶渊明《圣贤群辅录》列举了很多“八”，八这个，八那个。古代的道教里大概就有。四川有“蜀”。杜甫有《饮中歌》。既云“饮中”，当还有另外的。到了元朝以后，因为已经有了这几位仙人的单独的故事流传，数一数，够八个了，便把他们组织了起来。把他们组织在一起，是为了画面的好看，王世贞《题像后》云：“意或庸妄画工合委巷丛俚之淡，以是八公者，老则张，少则蓝、韩，将则钟离，书生则吕，贵则曹，病则李，妇女则何，为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耶！”“各据一端作滑稽观”，这揣测是近情理的。这八个人形象不同，放在一起，才能互相配衬，相得益彰。王世贞说这是“庸妄画工”搞出来的。“庸妄画工”，说得很不客气。但这是民间艺人的创造，则似可信。这组群像不大像是画院的待诏们的构思。也许这最初是戏曲演员弄出来的，为了找到各自不同的扮相。究竟是先出现于戏曲，还是先出现于民间绘画呢？这不好说。我倾向于先出现于戏曲。不过他们后来成为工艺美术的重要题材，戏曲里反而不多见了，则是事实。
在美术上的价值似不如罗汉。除了张果老、吕洞宾、铁拐李，个性都不很突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铁拐李。宋元人画单幅的仙人图以画铁拐李的为多，他的形象实在很奇特：浓眉，大眼，大鼻子，秃头，脑后有鬈发，下巴上长了一丛乱七八糟的连鬓胡子，驼背，赤足，架着一支拐，胳臂和腿部的肌肉都很粗壮，长了很多黑毛，手指头脚指头都很发达。他常常背了一个大葫芦，葫芦口冒出一股白气，白气里飞着几个红蝙蝠，他便瞪大了眼睛瞧着这几个蝙蝠。他是那样丑，又那样美；那样怪，又那样有人情。中国的神、仙、佛里有几个是很丑而怪的。铁拐李和罗汉里的宾头卢尊者、钟馗以及后来的济公，属于一类。以丑为美，以怪为美，这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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