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在当时司法界已成为风气。《汉书·刑法志》说：文帝时候“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宣帝留意刑罚，特置廷平，又“常幸宣室，齐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都只是救济一时，不是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然则根本解决的办法何在呢？那就在于“删定律令”。按汉朝的法律，是沿袭自秦的，秦朝所用的，却是李悝所定的六篇之法。汉初，萧何改为九篇，叔孙通又益以律所不及，为十八篇。后来张汤又加了二十七篇。赵禹加了六篇，共为六十篇。而又有汉朝的例案随时编集起来的，谓之《令甲》、《令乙》……《决事比》，大概其初苦于法文太简，不够用，于是不得不随时增加；而其增加，绝没有条理系统，以致也有互相重复的，也有互相冲突的。司法的人，就大可上下其手。《汉书·刑法志》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因为法律太杂乱，难于使用之故，于是解释的人很多，到后来就也都承认它可以引用。《晋书·刑法志》说：“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再合起《正律》和《令甲》、《决事比》来，就是“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简直是不可收拾了。
删定的必要，前汉时人就知道的，所以汉宣帝留心刑狱，而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这是一时的事，“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宣帝未及措置，到元帝、成帝手里，才下诏议行。班固说“有司……不能……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所以到后汉时，还是错乱得那么样。直到魏文帝手里，命陈群、刘劭等删定，才定为新律十八篇（新增十三篇，旧有的六篇，废掉一篇）。晋武帝还嫌它“科网太密”，再命贾充等修定，共为二十篇，于公元268年（泰始四年）颁行，是为《晋律》。我国的法律，从李悝手里具有雏形，直到这时候，才算发达完备（参看《晋书·刑法志》）。
《晋律》现已不传，然据近人余杭章氏所研究，则其单辞只义，有很文明的，决非隋唐以后的法律所及。章氏说：隋唐以后的法律，是承袭北魏的，夹杂了鲜卑法在里头。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论这事，可以参看。
第六节学术
两汉的学问，从大概说起来，可以称为儒学时代。从儒学之中再分别起来，又可以分为今文时代和古文时代。
汉初是“黄老”、“申韩”之学并行的。《史记·儒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大概当时的休养生息，是取黄老的主义（参看第三章）；对待诸侯王等，则实系取申韩之术。到汉武帝，任用赵绾、王臧、田蚣、公孙弘等一班儒臣；又听董仲舒的话，“表彰六艺”，“罢黜百家”；于是战国时“百家之学并行”的现象，至此就“定于一尊”了。
儒家之学，所以独盛，近人都说因其明君臣之义，而且其立教偏于柔（《说文》训儒为柔），便于专制，所以世主扶翼它；我看这也不尽然。一、儒家之学，利于专制，是到后世才看出来的；当时的人，未必有此先见。二、无论什么学问，都是因其环境而变迁的。儒家之学，两千年来受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自然有许多便于专制的说法。西汉时代的儒学，确和后世不同；这点便于专制之处，就别一家的学说，也是有的。假使当时别一家的学术，受了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也未必不生出便于专制的说法来。况且到后世，反抗君主的议论，道源于儒家之学的很多，近世讲今文学的人，就是一个好例。别一家的书，主张专制的话也还在，岂能一笔抹杀。若说法家的便于专制，显而易见，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术，隐而难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则全是用后世人的眼光议论古事，实在是陷于时代错误的。然则儒家之学，所以独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个在后世是全然出于因袭，并没有什么道理，儒家之学，在社会上势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动它。况且君主也是社会里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会以外。全社会的人，都把孔教当做“天经地义”，他如何会独想推翻孔教呢？至于汉武帝所以尊崇儒术，则和秦始皇说“吾悉召文学……土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秦始皇本纪》。参看第一章），是一个道理。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因为它“治具”最完备。《七略》说儒家之学，出于司徒之官，是不错的）。而且汉武帝，是个喜欢铺张场面的人，而巡守封禅……典礼，也只有儒家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仍要留着博士之官（他出去封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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