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石散这种药物是用五种矿物炼成的，而服药的禁忌又很多，稍一不慎就可能丧命。从留下来的历史记载来看，有服了以后身体变好的，如何晏；但也有触犯禁忌而丧命的，如裴秀。恐怕有更多的人虽未丧命却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我很怀疑，那个时代之所以有那么多性格古怪的人，可能就跟服药有关。比如前面所讲的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有一次朋友来访，因为没有预先通知，居然撞见他老兄在家里一丝不挂，他还自我解嘲说，我是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世说新语·任诞》第六则）从前的人都说这表现了刘伶的旷达，自然不能算全错，但真正的原因，恐怕是他老兄正好服了五石散，全身发烫，穿衣服不舒服，便干脆tuō_guāng了。
人服了五石散会皮肤发热，变得很敏感，如果衣服太粗太硬，穿了便难受，所以当时服药的名士都不喜欢穿新衣服，因为新衣服不够光滑，也不喜欢穿刚洗好的衣服，因为古时洗衣都要用米汤浆，晒干了就很硬。他们宁可穿旧的脏的衣服，而且很少洗澡，结果身上就容易长虱子。长虱子本来不是一件光彩事，但在那个时代却变得光彩了，因为你必须是贵族是名士才有条件有知识服五石散，服了五石散才会常穿脏旧衣服，才容易长虱子，所以长虱子倒变成了有钱有闲有文化有地位的象征。就像今天西方女人以古铜色的皮肤为美一样，因为古铜色是晒出来的，有钱而且又有闲的人才可能常常到海边或度假胜地享受日光浴，一般人是享受不起的，所以古铜色的皮肤就意味着富裕闲适，是上层阶级的象征。
看魏晋时候的记载，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身上都长虱子，而且一点都不以为耻。嵇康在写给山涛的绝交信中就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性复多虱，把搔无已”。据《世说新语·雅量》第二十二则，东晋初年的名臣顾和坐车上朝的时候，停下车来抓虱子，另一个大臣周 经过他的车子，他一点都不觉得不好意思，“夷然不动”。还有一个更著名的例子，是关于北朝的名士王猛的，他后来当了苻坚的宰相。在他还没有出山的时候，碰到桓温北伐，他便去找桓温，想试探一下南朝的情形，看看能不能到南朝去做官。他在桓温的面前一面抓虱子，一面侃侃而谈天下大势，用文言文来说就是“扪虱而谈天下事”。
这“扪虱而谈天下事”后来就成了典故，常常拿来形容名士，但须是真正的名士、有本事的名士才行。至于那些没本事的假冒名士，就只会服药喝酒脱衣服抓虱子，却不会谈天下事。没有真本事的所谓名士，只是一些水货。但是社会上这些水货多了，自然也会有些水货出了名，而且因为他们的家世好，爷爷老子有名，所以他们还很可能碰巧做了大官。当社会平安不出乱子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稳居高位享尽荣华，一旦发生动乱群众闹事，这些水货名士就会出洋相了，有很多最后连自己的命都送掉了。比方说王导的孙子王廞，就是这样一个的“名士”，他碰上权臣王国宝乱政，王恭兴兵讨伐，他以为机会到了，便起兵响应，居然任命他的女儿当将军，还乱杀异己。不久王国宝死了，王恭叫他停兵，他却收不住了，又反过来要讨伐王恭，最后被打得大败，死后连尸首都找不到。
后世一谈到名士风度，差不多就只剩下两个特征，一个是喝酒，一个是不修边幅，其实真正的大名士必须要有经邦济世之才，像诸葛亮、王导、谢安、王猛这样的人才算得上。宋代的王安石有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叫《读孟尝君传》，一共只有八十九个字，全文如下：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安石这里讲的“士”才是真正的士，也就是我所说的真正名士，有一两个这样的名士，国家就可以治好，而水货的名士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还有一类名士，他们的能力没有表现在治国上，而是表现在学问与人品上，像前面提到的王弼、嵇康、阮籍、戴逵，这也是真正的名士，他们为学术文化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也不是那些水货可比的。
下面我还想谈谈另外一种名士，他们生于乱世或将乱之世，知道以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救世，又不愿意同流合污，便看破名利，远离热闹官场，保持自身的清高与节操。举一个例子，两晋之交有一个fēng_liú才子叫张翰，他也是一个喜欢喝酒放荡不羁的人，时人都拿他跟阮籍相比，称为“江东步兵”。“步兵”就是指阮籍，阮籍是河南人，曹魏末做过步兵校尉的官；“江东”就是江南，当时用来指三国时代吴国统治的地区，张翰是吴人。“江东步兵”意思就是“江南的阮籍”。有人问他，你只管喝酒，难道都不要后世之名吗？他回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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