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后玄学清谈的标志性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的主要活动时间是曹魏的嘉平年间，具体说是在250—262年，其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嵇康和阮籍。嵇、阮都善于清谈，但当时时局险恶，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用卑鄙残酷的手段消灭异己政敌。249年，司马懿制造高平陵事件，诛曹爽、何晏等共八族；254年，司马师又杀夏侯玄、李丰等共三族。一时气氛肃杀，“名士少有全者”。在这种情形下，嵇、阮他们不敢高谈阔论，在一起主要是喝酒，用酒来麻痹自己。后世以为清谈必喝酒，其实清谈跟喝酒没有必然的联系，竹林七贤爱喝酒其实是时势使然。不能清谈，他们就改为著书，嵇、阮写了许多重要的玄学著作。像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阮籍的《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都是玄学的重要理论文章。从清谈的角度看，竹林时期其实是一种变调，因为它不是以谈为主，而是以写为主。
262年，嵇康、吕安等人被司马昭所杀以后，大家就更不敢聚在一起清谈了，怕引起司马氏的猜疑，玄学清谈便跌入低谷，处于沉寂状态。直到西晋元康年间（291—300年），又出现了第二个清谈高潮，其中代表人物是王衍和郭象。现代汉语中还有两个成语，一个是“信口雌黄”，一个是“口若悬河”，前者出自王衍的故事，后者出自郭象的故事。王衍地位很高，当了太尉，人又长得潇洒，很会清谈，最难能可贵的是还颇谦虚，如果他清谈中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别人指出来，他立刻就加以改正，所以当时的人说他是“口中雌黄”。雌黄是一种颜料，在这里是改正的意思，古人写文章，如果写错了字，就在旁边用毛笔蘸点雌黄点两点，所以“口中雌黄”是随口改正的意思。本来这是个好词，后来变成“信口雌黄”就成贬义词了，这就不能算到王衍头上了。郭象是个思想家，他给《庄子》做了注解，并且借注《庄子》的机会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自郭象注《庄子》以后，《庄子》就被名士们所喜爱，成了三玄的经典之一。郭象反对王弼认为“无”是“万有”的共相的观点，尤其反对“有生于无”。他认为“天地万物”既是现象也是本质，宇宙中从来不存在“无”的阶段，“天地万物”不是从“无”产生的，而是本来就这样，是各自“自生”“独化”而成的。“天地万物”到底有没有一个共相，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共同的本原、共同的本质，无非是两个答案，一个是“是”，一个是“否”，王弼主张“是”，郭象主张“否”。主张“是”的一派，就是我们所称的唯心主义；主张“否”的一派，就是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这两派一直存在着，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战胜不了谁，恐怕将来永远都是这样，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寻求一个统一的答案。在理论上王弼和郭象代表了本体论的两翼，可以说他俩是魏晋玄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郭象的清谈也非常高明，时人形容他清谈起来如“悬河注水”，源源不绝，所以“口若悬河”就成了一个成语，形容一个人口才非常好。
西晋八王之乱起来之后，社会一片混乱，人们连活着都成问题，清谈自然更顾不上了。直到东晋政权建立以后，社会逐渐恢复平静，士族阶级再次回到稳定而富裕的生活，清谈才又热闹起来。这里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王导，而后来著名的清谈家则有殷浩、王濛、刘惔、孙盛、支遁等人，其中殷浩的名气最大，王濛、刘惔名气也不小，可惜都没有什么著作。孙盛和殷浩齐名，而且有理论著作，写过《老子疑问反讯》《老聃非大贤论》。他的观点比较偏向儒家，在魏晋玄学中代表靠近儒家的一支。支遁又叫支道林，是个和尚，在把佛理引进清谈这一点上有很大的功劳。他出身士族，在出家前已经通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出家后又精通了佛家的经典，佛教徒把佛家经典叫“内典”，其他经典叫“外典”，所以支遁是一个兼通内外的人，他可以用内典和外典互相参照、阐发，这就是他的理论优势。好比今天的学者，如果不仅熟悉中国文化，也熟悉西方文化，就会比只懂中国文化的学者高明，所以支遁比当时其他清谈家都高出一筹。他写过一篇颇有名的论文叫《即色论》，重点就是诠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思想，这里的“色”是物质、实体的意思，不是“好色”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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