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到底谈些什么内容呢，或说辩论些什么道理呢？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三玄及其注解。三玄是清谈所依据的基本经典，就是《周易》《老子》和《庄子》。这三本书是先秦经典中最富于哲理的书，涉及宇宙、社会、人生、人性等各方面的基本问题。谈士们从这三本经典中抽出一些基本观点来进行辩论和讨论，所以清谈又称谈玄，就是这个原因。清谈中还常常会涉及各家注解异同的辩论。
第二，名家学说。名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逻辑学家。但是在中国传统中，名家经常被曲解，常常被当作诡辩家，因为他们常常提出一些超出一般人常识范围的命题。名家中有个人叫公孙龙，他就提出好几个这样的命题，例如“白马非马”“指不至，至不绝”“离坚白”等。还有一些名家，包括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在内，则提出另外一些命题，例如“合同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卵有毛”“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之类。这些命题并非诡辩，其实包含了很深奥的哲理，又很容易引起有趣的辩论，所以是清谈家们很喜欢的论题。
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思想家们提出的新的哲学命题及其论辩。例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圣人有情无情之辩”“才性之辩”，又如“有无本末之辩”“自然名教之辩”“性情之辩”“君父先后之辩”等。其中“有无本末之辩”与“自然名教之辩”是当时最著名的两大辩论，牵涉现象和本质的问题、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问题、儒道异同及孔老高下问题。经过这两大辩论，本来看起来互相对立的儒家和道家，终于有了融合的可能。从此，融合儒道、儒道互补就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潮，并且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也奠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人格。
第四，东晋以后的清谈还常常以佛理为论题，这样就把外来的佛教带进了中国知识精英圈中，逐渐中国化，到隋唐时盛极一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禅宗。
第五，到清谈后期尤其是南北朝以后，儒家的礼和律也常常成为清谈辩论的对象。例如丧礼，父母死了，儿女要怎样守孝？守多久？祖父死了，做孙子的要守多久的孝？祖母死了，又要守多久的孝？这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区别？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守？古人叫“夺情”。律也一样，犯什么样的罪要怎么处罚？什么情形之下可以免罚？等等。古人在这些方面，尤其是礼的方面，是讲得很细的。
清谈起于三国时魏正始年间，一直到隋初才结束，前后几起几落三百五十余年。下面介绍几个重要的阶段和几位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个值得注意的阶段是魏初太和年间（227—233年），可以称为清谈的雏形期。最早的清谈领袖是荀粲，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口号，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一举打破了两汉独尊儒家的沉闷空气。“六籍”就是“六经”，是儒家奉为经典的六部古籍：《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乐经》。《乐经》后来散失，剩下五经，即后世说的“四书五经”的“五经”。“糠秕”就是谷壳和中间没米的秕谷，是磨谷剩下来的粗糙部分，说六籍是圣人之糠秕，等于说六籍当中没有包含圣人的精华，只是一些比较浅显粗糙的道理。荀粲凭什么这样说呢？凭的是《论语》当中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见《公冶长第五》）孔子是以六经做课本来教学生的，既然孔子没有谈到“性与天道”，可见六经当中没有记载性与天道的道理。孔子当然不是不懂性与天道，而是觉得性与天道这样精微的道理他的学生听不懂，所以没有讲。由此可见圣人精微的道理没有说出来，也没有记载在六经里。那么这精微的道理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可能是六经之外的其他古籍，另外一个可能是从未被记载过，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去探讨。这就是后来魏晋玄学家们敢于引进其他各家的典籍，如《老子》《庄子》，又大胆提出许多新的哲学命题来讨论的依据所在。荀粲的说法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因为儒学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成为汉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批评的神圣地位，已经历时四百余年，而荀粲却不客气地说“六籍乃圣人之糠秕”，岂非石破天惊？而荀粲此说竟被当时的名士也就是精英知识分子普遍接受了，从此就将牢不可破的儒家体系打开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打开以后，在汉朝的时候处于被压抑地位的种种思想一股脑涌了进来，终于造成了一场思想界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特点是先秦诸子某种程度的复兴，最后以儒道两大家的融合而结束。这儒、道的融合便是玄学，所以荀粲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是为魏晋玄学放下第一块基石的人。
接下来的清谈领袖是何晏与王弼，特别是王弼。王弼是继荀粲之后魏晋玄学与清谈最了不起的功臣，荀粲的功劳是打开大门，而王弼则是为魏晋玄学与清谈奠定了基本架构。王弼对老子“道生万物”的思想进行发挥和改造，以“道”为“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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