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过程中十分活跃
1937年5月至9月，康泽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参与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5月的一天，康泽奉命到庐山牯岭去见蒋介石，进入会客室后看到张治中也在座，蒋介石递给康泽两份文件，内容是有关国共两党合作的共产党军队改编的问题。蒋介石说：“这些问题，都谈了一下，有的可以。我拿铅笔打了问号的，还有点问题，你拿去研究一下。”接着又对康泽说：“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治中一道去和他们谈。”
过了几天，康泽和张治中在南京与陈立夫会面，陈立夫对国共谈判的有关问题谈了他的意见，康泽当时只是恭恭敬敬地听，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他知道，陈立夫位高权重，自己稍有不慎，就会得罪这位重臣。所以，康泽打定主意，关于谈判原则完全听从陈立夫的。临走时，三个人约定，在和共产党代表谈判之前，先把预备谈的问题商量好一个腹案。
蒋介石从庐山回到南京后，召见了康泽，吩咐说：“你去准备一批副职人员，从副师长到副连长，还有行政人员，从行政专员到县长、区长，将来派到陕北去。”
蒋介石当时的打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就用这批人员去改造和控制中共的军队和政权。他还打算在八路军三个师之上不设指挥机关，直接由国民党军委会来管理和指挥。当时，康泽问蒋介石：“毛泽东、朱德怎么安置？”蒋介石断然回答：“要他们出国到苏联去。”召见之后，康泽就从特训班和别动队中挑选了三人，拟任陕八路军三个师副师长，挑选刘已达拟任陕北行政专员，还挑选了其他所需人员，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召见时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国效劳。后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拒绝，这批人最终也未派去。
7月间，蒋介石又召见康泽，商讨向陕北派边区主席一事。康泽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提出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人去当边区主席，我觉得都不适宜。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易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好像更感情用事。”蒋介石同意康的看法，也认为“他们三人都不适宜”。
康泽又向蒋介石进言：“党的老先生中，丁惟汾先生怎样？丁先生平时处人也很好。”蒋介石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于是，康泽便奉蒋介石之命去找丁惟汾征求意见，丁表示同意。康泽报告，蒋介石当天下午就召见了丁维汾。不久，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名派丁惟汾出任陕北边区主席，获得通过。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希望中共赶快出兵，便召康泽吩咐说：“快去通知周恩来，叫他们赶快出兵，不要等候改编了。各级副职人员、政工人员、行政人员也都不派了。”康泽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共谈判代表。
8月间，蒋介石又召康泽，让他挑选派往八路军总部及其三个师的联络参谋。于是，康泽提出让乔树人任八路军总部联络参谋，萧御寰、李德、李克庭分别任三个师的联络参谋，并带他们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指示说：“你们去好好地做，要把中央对他们的建议转达给他们。”又批给四人一笔活动经费。康泽根据蒋介石讲的意思写了三条工作原则：“（1）传达中央的意思，使他们明白；（2）随时查明该军的行动，俾于发生异动时能事前报告中央，设法制止；（3）倘发生异动，而情况不明，未能及时报告中央，是为渎职。”这三条呈蒋介石批准后便照发了。
一天，蒋介石对康泽说：“你快去和叶剑英商量一下，问他们的部队什么时候出发，从哪条路线开进。”
康泽马上打电话问叶剑英。叶剑英回答说：“现在陕北正集中三个师，装备好了，每天可出发一个旅，由潼关以北的一个渡口渡过黄河，经同蒲路到山西东北部八路军作战地区去。”康泽向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建议说：“当给他们的给养应该都给他们，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痛快。”蒋介石点头同意。几天后，康泽听说八路军有一笔费还未领到手，就打电话找叶剑英核实，随后又和叶剑英一起去找军需署长周守梅。周守梅问：“这笔钱该不该发？”康泽答：“该发，由我负责。”于是，叶剑英便把钱领了出来。
一次，蒋介石让康泽推荐一人到蒋鼎文当主任的西安行营任第二厅厅长，康泽推荐了谷正鼎，并介绍说：“谷正纲、谷正鼎两人都是留德的学生，后来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们两个的见解主张很多和我们相同，对共产党态度也和我们一样坚决，后来又同我一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负组织方面的责任，相处也很好。”蒋介石问：“谷正纲怎么样？”康泽回答：“他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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