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仪到莫斯科后，广泛接触了苏联各界人士，特别是军界人士。同年秋天，他回国述职，向蒋介石汇报了苏联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态度。当时，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强大压力，看到英、美各国对日政策日渐强硬，痛感日本在华北的疯狂进逼使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不得不准备抵抗。而要取得苏联的援助，必须首先设缓解与中共的关系，因此，他命邓文仪速返莫斯科，在国际上取得苏联对中国的谅解和寻找与中共接触的渠道。
邓文仪回到莫斯科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对于莫斯科与中国有关的苏联高级将领，过去曾在中国担任顾问的人，他都进行联系和恳谈。此外，他还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征得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同意，经胡秋原介绍，开始同中共代表潘汉年接触。1936年1月13日，在双方的接触中，潘汉年先阐述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提出了联合抗日的主张。但双方对国共合作后在对日作战时的统一指挥问题和苏联援助国民党军需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这期间，邓文仪还同中共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邓文仪提出了双方合作的三条建议：一、取消中国苏维埃政府，政府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二、改编中国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三、国共两党恢复1924—1927年存在的合作形式或采取其他合作形式，中共继续独立存在。
王明认为国共两党的中央均在国内，双方谈判以在国内为好。为此，王明于1月23日专门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出了邓文仪去苏区直接与中共中央政府协商抗日救国的具体办法。潘汉年则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保证邓进入苏区后的人身自由与安全。
邓文仪将上述谈话记录整理成详细报告，派其副官送回南京，供蒋介石阅示定夺。中共代表团则决定派潘汉年回国，以便与国民党代表继续接触。回国前，潘曾与邓文仪晤面，商讨联络办法。邓嘱潘回国后，可直接与陈果夫联系。至此，邓文仪在莫斯科参与国共两党接触的活动结束。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虽无任何实质性进展，但重要的是，两党关系的坚冰已被打破，航线已被开通。它为以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创造了条件。
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认为戴笠是蒋介石的希姆莱，自己则为戈培尔；系皖南事变的策划者之一
1936年7月，邓文仪奉调回国，被任命为复兴社的书记长、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一片混乱。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轰炸西安，企图挑起大规模内战，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为营救蒋介石，力主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讨伐张、杨。
当时，复兴社内人心惶惶，众“太保”惊慌失措。邓文仪刚出任复兴社书记长不久，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更是心急如焚，一筹莫展。在贺衷寒等人的鼓动下，他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邓文仪和贺衷寒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宋美龄说：“这是一个阴谋。”但是，邓文仪又亲自跑到上海活动，宣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人是不识大体、拖延时间、不忠于领袖的表现。
与此同时，邓文仪还和贺衷寒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但是，正当他们乱哄哄的要出征的时候，传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邓、贺闻讯，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作鸟兽散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来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过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邓文仪在西安事变中帮了蒋介石的倒忙，被蒋介石认为有二心之嫌，从此又被冷落起来。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邓文仪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延缓一团政治部主任，后任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期间，他经常在公开场合演讲，继续贩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毒害青年。
1937年冬，抗敌宣传委员会迁至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后，很快便在无形中解散了。此时，国民党政府又在武昌成立了一个训练团，招收一批青年和干部受训，故须任命一上校政治总教官。对这一清苦的职务，多人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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