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还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方便，省事。再说了，大街之上，还是莫谈国是的好。我对隆慧和尚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想得多了，脑袋会更疼的。那些日本兵都是受了军国主义的蒙蔽，大多数人都是好的，都是想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的。”
隆慧和尚愣了愣，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他在紧张地思考着。这使他的脑袋不堪重负，他不得不双手抱着脑袋，但就是这样，仍然没有想清楚，于是，他把脑袋摘了下来，抱在手里，蹲在路边，像个思想者一样沉思默想，只不过思想者是坐在那里支着下巴，他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但这样的思考者的造型在血流成河的南京，还是有着一种惊人的凄艳的美。
趁着这个机会，我悄悄地加快了脚步，想早点摆脱这个会思考的亡灵。对这个民族来说，会思考总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种乐趣，而是意味着不幸和痛苦。
越往北边走，除了奇形怪状的尸体，路边破烂也越来越多，最多的还是溃兵脱掉的军装和各种武器。李茂才他们这个时候在哪里？他们会不会也夹杂在这些溃兵中忙着逃命？他们现在是被日军俘虏了，还是躲在难民区了？不管在哪里，只要放弃了战斗，就意味着他们对这支凶残的军队还抱有幻想。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太天真了，都是东方民族，都是以投降为耻辱，投降不但不会让对手心生怜悯，他们只会更加看不起，更加鄙视。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找到李茂才他们，把这个简单的秘密告诉他们，同样是死，也要死得有尊严一点。日本兵真的就是那么强悍，那么可怕吗？并不是这样的，1937年12月25日，5名留在南京的国军残兵决心对日军进行报复，他们埋伏在中华路，开枪打死了5名日本兵。随着枪声响起来的是“中央军来了”、“中央军进城”的小道消息，它们很快像风一样传遍了整个南京城。那些刚刚占领南京的日本兵，有的扔掉了枪，有的脱掉了军装，甚至有的还躲到了难民区，答应放下武器，请求国际委员会的保护。就是这样的军人，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的同胞。有点沮丧是吧，我也觉得这是挺让人沮丧的。真相就是这样。
一群日本兵迎面而来，这是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的两个中队去南京城外收容俘虏。他们一律轻装，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城外赶去。他们的皮鞋踏在南京的心脏上，发出尖利而又嚣张的叫声，撕扯着南京痛苦的神经。
我闪在路边，他们从我身边急促地奔跑过去，有一个日本兵经过我身边时，飞快地瞟了我一眼，目光里带着一丝怀疑与惊讶。怎么说呢，中国人和日本人外表并没有多少区别，眼前这个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分辨，如果说是中国人，怎么可能会独自一人出现在遍地尸体的南京街道？如果说是日本人，怎么穿着一身他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军装？但他也只是稍稍在心里怀疑了一下，很快就埋头继续赶路，他心里还有点不安，据说这次的俘虏有两万人，两个中队的兵力去收容，是不是少了点呢？
他的名字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他叫东史郎。
我悄悄地跟在他们后边，夜色很暗，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出了城走了有三四里路，在一片凹地里，出现了无数的香烟头，它们在这个只有淡淡星光的夜晚格外引人注目，像无数的诡异的鬼火一样忽明忽暗。我也没想到，等待投降的士兵居然还有心思抽烟。对了，还有嘈杂的说话声，有人坐着，有人来回走着，有人在唉声叹气，有人在恨恨地骂着逃跑的长官，有的则是一脸茫然地四处张望。在他们的中间有一棵光秃秃的树，树枝上挂着的不是青天白日的国旗或者军旗，而是两块白色的破布。这里一共有七千人，他们围着这两块唰唰歌唱的白布坐着，等待着日军的收容。
我知道东史郎是怎么想的。他是这样想的：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他们居然做得出来，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地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也早已被全歼。
其他日本兵是同样的想法。
我知道，历史上没有这两个中队在这个晚上被全歼的记载，甚至连一个人都没有受伤或者死去，因为他们驱赶的是一群痴呆的绵羊，一群慢慢爬行的蚂蚁。我虽然亲眼看到了，但这并非是我说的，而是东史郎的看法。
这种想法让这个日军上等兵感到愤怒。他手里端着的三八大盖微微颤抖了，他感到难以想象，这也是军人？
他想象中的中国军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像他们那样宁愿战死也不能苟且偷生？中国军人的确也曾那样表现过，在攻进南京之前，日军的确每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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