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双手合十，说：“师父，您已经死了，当放下就放下。他们是有宗教，他们的宗教就是暴力，每颗子弹都必须体现帝国的力量，每把刺刀尖上都必须发出大和民族精神的光芒。这是一支信奉暴力的军队，仁慈和善良在他们看来，是懦弱的借口。”
他的眼中又流出了鲜血，他显然不能赞同我的话：“施主，你这么说，就应该要以暴制暴，要用仇恨来对待仇恨了？那将陷入永劫不复的深渊，可佛说仁慈，基督也说，要爱你的敌人。只有爱，才能化解仇恨啊。”
我冷笑了一声，这真是鸡同鸭讲。那些从小被灌输中国是劣等民族的日本兵，根本不会把你当做人来看，你同他讲爱，无疑是找死。当敌人根本就不把你当人看时，你的爱就是肥美的羊羔，正合他们这些饿狼的口味，而狼永远没有吃饱之日。我们是仁义之师，把那些投降的日军礼送出境，最后连国家赔偿也不要了，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仍旧穿着屎黄色的旧军装，打着军旗招摇地去参拜靖国神社的老兵，换来的是一再篡改教科书，铁证放在面前还眼都不眨地死不承认。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语言接踵而来，思想混乱又清晰，心情焦灼又热烈，每一个字都像子弹一样哒哒地在四周跳动着，散发着炙热的气息。他静静地听我说着，眼睛慢慢地合上了，就像睡着了一样，也许他真累了，不想再费力地和我说话，也许他真的听不懂，因为我还没有完全从deja vu抽身出来，搞不清现实与幻觉，也搞不清过去和现在，它们混杂在一起，我分辨不出来自己所在的时空。我走上前去，梵根方丈已经没了呼吸，身体冰冷，像刚刚从墓中挖出来的尸首一样，散发着一种久远年代的气味。
我返身走出大殿，看到了那个白白胖胖的隆慧和尚，他正蹲在地上，手心里放着两颗眼珠骨碌碌地转着，另一只手在地上捡着被摔碎的脑壳，然后把那些白花花的脑浆小心地从地上捧起来，放在那半个脑袋里，仔细地拣着里面的杂草和灰尘。我不想理他，和死人有什么好说的呢？30多万的亡灵，你要安慰他们的话，那要说多少话？我从他身边轻轻走过去，但还是惊动他了，他看到我，慌慌地把破碎的五官装进那个脑壳里，扣在破破烂烂的脖子上，跟在我后面，一个劲地问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说：“你还真是高看他们了，他们如果能想到这点，那就不能称之为畜生了。我看他们在这里所作所为，只能称之为畜生。”
我回头看了看他，他扣在头上的脑壳残缺不全，半个下巴没了，脑浆滴滴嗒嗒，整张脸挤在一起，两只眼眶空空荡荡，被暗红色的血覆盖的眉头皱得层次分明，鲜血已经凝结，不断地一块一块地掉下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下面被日本兵摔断了，连着一条筋，拖在后面，走得磕磕绊绊。
路上到处是残缺不全的死尸，还有一些是被钉在树上或者电线杆上，有的是练习刺杀的活靶子，有的纯属娱乐，有的肉已经被一刀刀地割去了，有的被挖掉了鼻子，割去了耳朵，有的肠子拖在地上，野狗大口大口地吞吃着。还有一些是被活活烧死的，倦缩成一团，成为了一条条人形木炭。整个南京的夜空被地上的鲜血映红，就像在下着一场血雨一样。
那些尸体不时地挡着前进的道路，我不得不再三地跳跃着躲过那些遍地都是的残肢断臂。隆慧和尚显然没有办法像我这样躲过那些人肉铺成的道路，有几次他还差点被那些尸体绊倒，脖子上扣着的脑袋摇摇晃晃，随时都会飞出去。他不得不一手扶着脑袋，另一只手提着那条拖在身后的断腿，一蹦一跳地跟着我。他可能早已经习惯了，也许死了以后也就无所谓了，他并不害怕那些尸体，但他放不下心里的疑问，还在不停地追问着我：“施主，他们为什么要找女人？他们没有妻子儿女吗？他们将来回家看到自己的妻子儿女不惭愧吗？”
我还要怎么回答他呢？当然有一个很省事的法子，我可以用历史教科书上和我们随处可见的说法，说这是日本人民受到了军国主义的蒙蔽，是一小撮，大多数人是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何解释日本兵身上带的千人针呢？千人针是专门为侵略中国的日本兵准备的，在那个岛国疯狂流行，那是一块很普通的白色棉布条，由一千名女人每人一针地绣上图案，让出征的日本兵带上，她们说这可以避弹。几百万的日本兵，要有多少女人来做这个千人针？还有那些恋人在中国战场的日本女人，如何解释她们在给恋人的信中，让他们尽情地蹂躏支那女人呢？军国主义能蒙敝爱情吗？女人应该是最憎恶战争，最愿让自己的亲人远离战争的，她们怀孕、分娩、哺乳，辛辛苦苦地把孩子养大成人，应该最懂得生命来之不易，最懂得生命的珍贵。那为什么日本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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