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才是我们应该干的事
要让老百姓生活更美好，不是搞硬件建设，不是搞工业化，而是要把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治安问题解决了，交通问题解决了，房租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这才是我们各级政府应该干的事。
（嘉宾介绍：李银，资深媒体人）
王牧笛：我们刚才聊到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病，西方的“城市化”道路已经走了这么多年，尤其是美国有多种模式作为一个镜像值得我们参考。
郎咸平：对，我举个例子，它有纽约模式、芝加哥模式，还有洛杉矶模式。纽约模式是商业主导，洛杉矶模式是服务业主导，芝加哥模式就是我们目前中国做的工业化。那么截止到现在谁最差呢？芝加哥。《福布斯》杂志连续三年推出美国“最悲惨城市”排行榜，美国中西部城市，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占据主导，它们通常具有制造业的基础。现在这些城市正在艰难地度日，一方面是高失业率，另一方面要面对制造业的衰退。
李银：关键是我觉得我们的城市是“同一化”。有一年我在杭州出差，我在杭州的中央商务区那儿一站，抬头望过去，还以为自己是在另外一个城市。
郎咸平：你以为在东莞。
李银：对。因为中国城市几乎都是一个样子，每个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同质化特别严重，根本没有区分定位。在我看来，中国的城市化不像美国那样的，美国分定位，分不同的主流市场，有完整的城市规划。我们就是同一化，就是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建一个中央商务区。
郎咸平：对，都是这样子的，没有错。
王牧笛：但是我们在参照美国的时候会发现，由于发展阶段不同，美国是先发展的，咱们是后发展的，那很多刚才咱们聊的城市病，“城市化”中的很多阵痛是不是可以自行消解呢？这也是我们媒体的一个想象。
郎咸平：你晓得我们都喜欢讲些什么话吗？我们会讲所谓“城市化”是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可以在发展中自行解决。搞笑，这怎么可能呢？胡说八道的，市场经济怎么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以纽约为例，在纽约转型阶段，当时我就在纽约，1990年之前纽约的市长叫丁勤时，在他任职期间，每7个纽约人中就有1个是拿社会福利的，而且犯罪率也很高，大家都不敢住在纽约了，在那个时候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想搬离纽约。
李银：那也是“逆城市化”的一个原因，因为城市治安太坏了。
郎咸平：对，就是这个原因。但是1990年朱利安尼当选纽约市长之后，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改变。他用政府的力量强势主导，改变了纽约市的一切，把这个人们形容为“灭绝之都”、“腐烂大苹果”的纽约市做了180度大转变，什么大转变呢？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值得我们学习，叫做“破窗理论”，什么叫“破窗理论”呢？就是说微小的犯罪会导致大犯罪，因此他们对于酒后驾车、随地小便、强制洗窗、无照街头摊贩、出租车乱收费、街头涂鸦、四二街的sè_qíng生意等全部进行严厉的打击，透过打击这些小犯罪，从而使得大犯罪大幅下降。朱利安尼任职8年，在这期间纽约市的杀人案件下降了70，抢劫案件下降了68，汽车盗窃案减少74，枪击案减少71。纽约治安好转，连续6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评为美国百万人口以上最安全的城市。
李银：就是政府有作为。
郎咸平：对，做了这么大的改变，透过纽约市可以看到，我们不是不能做，而是根本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你要让生活更美好，不是搞硬件建设，不是搞工业化，而是要像朱利安尼一样，把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治安问题解决了，交通问题解决了，房租问题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这才是我们各级政府应该干的事。
王牧笛：这是纽约提供的一种经验，我们刚才说的芝加哥呢？因为教授刚才强调说芝加哥是一个工业化的典型代表，但是芝加哥走到今天，工业化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它是怎么转型的？
郎咸平：我们之前讲芝加哥模式的衰败，但到了最后，恰恰是芝加哥最先走出芝加哥模式的。你看2010年美国穆迪评级机构对美国各城市的经济多元化程度进行评比的报告，芝加哥竟然是95.1分，满分是100分，排在全美国第一位。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过去一个纯粹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最后转型成为一个多元化城市。1990年到2002年之间，芝加哥服务型经济比重大幅增长，服务业就业岗位增加了82，达到56.58万人。其中，芝加哥地区共有外资企业3400家，提供了就业岗位24万个。就是说这个城市并没有停在工业化阶段，而是发现工业化出了问题之后做了积极的转型，用政府的力量让一个纯粹制造业的城市慢慢变成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城市。当然它的服务业肯定不能跟洛杉矶比，也不能跟纽约比，但是它正在做一个大的转变，是谁推动的？政府。因此你千万不要跟我讲，从发展中解决问题。我讨厌听这个话，必须由一个有为的政府解决老百姓最痛苦的问题。因此我觉得纽约市如何解决犯罪问题，芝加哥如何解决制造业跟服务业的问题，值得我们各级政府思考。这些也是我们老百姓关心的话题，你能不能解决？也就是说，未来城市发展很简单，就是工业化必须转向服务业。那怎么转向？政府必须要有一套好的规划，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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