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对，不如联合起来闯市场。可以像深圳一样搞股份有限公司，比如说你这边有1000亩的土地，怎么开发呢？就是由你们所选出来的董事长跟总经理负责跟政府谈判，跟开发商谈判，然后利益就归你们这一批人。
王牧笛：教授的关切其实是说让农民通过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闯市场，然后共同分享“城市化”的红利。其实，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比如说工农产品“剪刀差”，城里人享受着廉价的农产品。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不断地征用土地，已经扩张到了农村这个地方。那么是否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运作，让城市来反哺农村。
郎咸平：对，反哺农村。所以我认为目前各级政府可以考虑做一个重庆模式跟广东模式的结合。至于该怎么详细做，不是我该想的问题。我只提出一个思路，按照这个思路，摸索一个适合自己的区域做某种程度的改变。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你刚刚讲的，如何让城市来反哺农村？如何透过土地政策，让城市反哺农村？
“城市化”的误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地，世界各地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都来到了中国。因为我们的执政者认为“城市化”就是要建高楼大厦，然后让很多的企业来投资，完全忽略了城市的和谐发展。这种“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思维非常可怕的，是错误的思维。
王牧笛：其实东部沿海的“逆城市化”构成两个破题，一个是户籍制度的破题破冰，还有一个就是土地制度的破题破冰。现在东部沿海的问题只是当下中国“逆城市化”的一个潮流，还有一个更加波澜壮阔的潮流，就是很多白领已经害怕了城里的高房价、高成本、交通堵塞、高污染、能源不足这些问题。之前媒体炒作一个概念叫“逃离北上广”，就是白领要逃离北京、上海、广州，进入二线城市，追求更加舒适的生活。
李银：但是，因为“城市化”的发展，都市圈慢慢开始形成，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这一带形成了一个龙头，也开始辐射了，所以出现了二三线城市的蓬勃发展，它们有商机，有更多的机会和良好的待遇吸引白领人群的工作。
王牧笛：2010年初有一个调查报告，叫《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中产阶级幸福指数相对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是2009年房价飙升，令很多中产者感到痛苦，住房成了奢侈的事情，这也是他们要逃离北上广一个重要的因素。
李银：但我感觉这个不是“逆城市化”，它是“城市化”建设的辐射和带动，正是因为“城市化”向都市圈的发展，才出现了类似于二三线城市的蓬勃发展，比如说沃尔玛，它会在二三线城市开一个大店，然后员工培训得很好，它也可能从深圳总部派一部分人到那边去工作，员工也会很乐意，因为那边的福利好、补贴多、城市不拥挤，空气还好，生活也很便利。
郎咸平：可那是沃尔玛，一般公司不会的。你们的报社就不可能搬到二线城市去。
李银：但是在那儿我们有记者站，总部不可能搬过去的。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很多外资公司，包括金融机构，慢慢地注意到了经济圈的发展。
王牧笛：就是说那种大城市或者中心城市的情结慢慢变淡了。
李银：对。
王牧笛：它开始往外走，往更广阔的天地走。
李银：但这真的不是“逆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的带动。我觉得，现在的城市饱和度和城市病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等到那个时候，才可能考虑完全逃离。
王牧笛：之所以说要逃离北上广，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城市化”有很多病，而且有很多的误读。其中一个引起很大争议的就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把“城市化”简单理解为“工业化”。
郎咸平：这非常糟糕。你晓得什么叫“工业化”吗？“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让更多的人聚居在城市，这样就要开发房地产，房地产开发好了之后呢，转而要消耗工业用品。那我问你，“城市化”完了以后呢？不开发更多房地产的话，那像钢筋水泥这样的工业产品谁消费？这个后果太可怕了，所以这个趋势一定要打破。
李银：其实中国这个思维是延续了美国的旧思维。美国工业革命的时候，确实是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
郎咸平：对，但是你晓得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经济80的增长来源于钢筋水泥，20来源于劳动力的投入，基本上没有技术进步。因此我刚才讲了，工业生产，生产的是钢筋水泥；促进城市发展，用的是钢筋水泥；拉动房地产发展，消费的还是钢筋水泥，到最后我们发现，城市没有任何技术进步。更可怕的是，只要“城市化”一停止，什么都停摆了。那我请问你，美国是如何应付这个呢？
李银：美国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慢慢地把工业转移出去了。
郎咸平：对，变成服务业了，所以美国的服务业是工业的3倍。
李银：但是中国要用10年的时间走这么长的路。
郎咸平：怎么可能呢？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我们搞“工业化”要在10年、5年内完成，又是“大跃进”的思想。服务业不是这么快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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