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她把重点放在使用过程之中，而不在乎选人过滥，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者，她会将他们淘汰、罢黜，
有时甚至会毫不留情地杀掉那些败事有余的投机者。由于使用得当，奖惩分明，因此，在武皇身边，总会有大批贤能有识之士争相为其服务。秉承隋唐以来尚武之风，
满足天下豪杰的英雄情结，她又开创武举，以文韬武略示天下，策动天下尚功习武，鼓励士子投身边塞尽忠报国。武举之制始于长安二年。
州县以下习艺者每岁如进士之法选送于兵部，进行课试。各科考试通过，兵部即可授官给禄，不必如文官须再经过吏部试才能释褐任职。总之，只要有利于皇权永固，
江山社稷长治久安，武皇不惜如流无限，也不吝啬为人择官。大批国之栋梁在优胜劣汰的竞流中脱颖而出。
万岁通天元年夏四月，天下大旱。武皇命文武官九品以上极言时政得失。虽然，天灾乃世之常态，并非人之过失，然以此为契机检讨时政，又不失为利国利民之良举。因此，历朝历代的君主，
年复一年都在做着这样一件看是荒唐的事情，其用意已不在于感动苍天，而在于以君主以朝廷之姿态安抚民众，达到用善政取胜于民。
武皇重视农业生产，有着更深层的意义。从废唐立周革命一开始，朝廷内部就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武皇自信能够驾驭这种局面，但前提必须是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即朝廷可以乱而天下不能乱。因此，要使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并保持不败之地，
即在与反抗势力的角逐中，不被反对者授之以口舌或借机煽动民众，那就是天下的稳定和民心的取向。
武皇知道，农为百业之首。农兴则国旺，农衰则国弱，稳定农业就能稳定天下。
还在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书建言十二事。开宗明义就是“劝农桑，薄赋遥。”
又组织北门学士以她的名义撰写《兆人本业》五卷，教育齐民知农务农，这其中就不乏她的真知灼见。就当时而言，武后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农桑为国事之首。亲理朝政后。
她明确规定，凡州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则地方官吏可得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要受到惩罚。对朝廷多年来推行的租庸调制，武皇观其功效，察其演变。
按照“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之统计。武皇从有司得知，田移豪户、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的问题已经显露，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为此，她及时修正方略，积极应对。
租庸调制创建于高祖武德七年。这是唐高祖在建国之初以农事为建国之本而创立的一项重要制度。
该制确定，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内八十亩为口份，二十亩为永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名曰租；
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名曰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
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名曰庸，或曰“输庸代役”。该制以“轻遥薄赋。为民制产”为主旨，切合民意，甚得民心，实为富国强民之良策，故长久实施而不衰。
武皇看重该制，尤为欣赏“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的均田济世原则。
然时过境迁，其中的弊端也摆在武皇面前。最为突出的是，“租庸调”制所实行的“按丁制产”，其所授田亩作为一种最高限额，从一开始就没有完全兑现，绝大多数农户分得的口份田或永业田与规定所得相去甚远。
那均田之举，也只是让一般农户有其田，并没有打破等级制度，官宦之家按级别爵位分别享有多少不等的职份田，在宽乡，五品以上的官员还可以享受永业田和勋田，所以，他们的田产远远超过一般农户。
由于田亩相差过于悬殊，加上有司对农民耕种什么，不能耕种什么都做具体规定，农户无所适从，因而出现了大户扩张土地的“兼并”和农户逃往外地的“逃户”，严重影响了租庸调制的全面实施。
武皇不想打破这种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只能针对时弊，做出务实的选择。
一曰放手不管。武皇深明政苛则民乱之理，懂得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
因此，对农户种什么不种什么一概由农户自己做主，朝廷上下不再作统一规定。
最简单的道理是，耕种非农户莫属，非农户莫能，官府干涉农户无疑于班门弄斧，视农户于不敬，其结果只会束缚农户因地制宜安排耕种而得不偿失。
就此而言，官府与其强势而为，不如撒手不为，顺其农户自作主张，自我发展。变有为为不为，把官府从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作为中彻底解脱出来。二曰因势利导。
农户逃亡，大多为时势与生计所逼，他们从土地较少的狭乡逃到土地较多的僻乡，是为了摆脱官府制约，以自由之身，开荒种地，获取较多收获。
虽逃避了官役，减少了部分租庸，但却为国家增加了耕地，创造出更多财富，也缓解了因人口增加而田亩不足之难题，从长远看，则更利于国计民生。
与此同时，农户逃亡，大户人家耕种土地必然人手紧缺，这样可以减少对耕种者的盘剥，减轻农户负担。
因此，武皇废除对逃户的种种处罚，对他们一律予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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