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消极的、玩世的、享乐的情绪，当时不仅?漫于新诗歌的坛坫中而已，即在戏曲上也是很显著的表现着。涵虚子著《太和正音谱》，分元人杂剧为十二科，而首二科便是“神仙道化”，与“隐居乐道”。而《陈传高卧》（马致远）、《黄粱梦》（马致远）、《岳阳楼》（马致远）、《竹叶舟》（范子安）、《铁拐李》（岳伯川）、《度柳翠》（无名氏），乃至《七里滩子陵垂钓》（宫大用）诸剧，在元剧中也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大派。这种倾向，都是时代造成的。有了那末黑暗的时代，便自然而然的会发生这种消极的思想。这种消极的思想，其范围更蔓延得很广，不仅不得志的文人是那末颓废的自暴自弃，即高位者也往往脱口会写出唱出这种一口气的诗篇来。不忽麻平章曾写了有名的《辞朝》的一曲：
〔点绛唇〕宁可身臣糟丘，索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
〔混江龙〕布袍宽袖，乐然何处谒王侯。但樽中有酒，身外无愁。数看残棋江月晓，一身长啸海门秋。山间深住，林下隐居，清泉濯足，强如闲事萦心。浃生涯一味谁参透。草衣禾食，胜如肥马轻裘。……
这大约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政治实在太黑暗了，连身在政治里面的人物也深抱着消极的悲观的态度。二是：那种?漫于整个社会的消极的思想，不知不觉的连那些居高官、享厚禄的人也被传染到了。这二者都有可能。“但得黄鸡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篱墙缺茅庵漏。只要窗明炕暖蒲团厚，问甚身寒胜饱麻衣旧。”（不忽麻）这是如何浅近质实的享乐主义呵！更执着的享乐的思想，是表现在恋爱的沈醉与女性的肉的追求。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描写是空前的不讳饰与不蕴藉。有许多荒诞的描写，是连最近代的文人们也是不忍出诸笔下的。这些例子实在太多了，我们可以不必引在这里。
这是如何颓废的、放纵的、沈沦的时代啊！
一般人民是沈沦在重重的压迫之下，一般的士大夫却沈沦在悲观的、消极的、ròu_yù的、物质的、享乐的思想之中。这样构成了这时代前半期的文学的特色。这种特色是空前所未有的。我们虽然在魏、晋六朝的阮籍、刘伶，在唐的中叶李白诸人的篇什中，见到酒精崇拜等等的同样的消极的享乐态度，却从来不曾见有元人那末赤裸的质实的、ròu_yù的。我们的诗歌之中，当然也有比较现实的肉的描写，但就能够流传下来的看来，都是相当蕴藉的，像《闲情赋》之所叙状者为止。像元人那么放纵的、赤裸的描写着食与色的追求，那真是“古所未有”的。这种大胆的态度的造成，一方面当然为了儒教的拘束已去，旧lún_lǐ的观念已不存在，一方面恐怕也多少要受到些西方的民族，若波斯等等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我总疑心，在我们的许多元代作家的诗什中，至少有一部分外来的成分在内。这话说来太长，在这里只好不提。
二
但说来很可怪的，一方面蒙古民族的铁腕，扼住了中国政治的咽喉，不让旧日的汉族士大夫阶级，有扬眉吐气的余暇，但同时因了蒙古人、色目人的重兵的驻防，与乎西南方的商贾们的交通，社会上的经济生活似乎还有突进的发展的现状。钞票是在这个时代中最为流行的。人民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以外，其余的生活似乎还很自由。他们突然的接触了无数的征服的民族所带来的西方文物。他们的社会中，平空的增添了许多的外来的销费者，他们又因了西南方的商贾们的在蒙古大帝国疆域中的畅行无阻，又多做了不少的交易。这些，都使当时社会上的经济状况，有了很显著的进步。所以北方的大都，在金人被灭之后，仍然不失其为北方的戏曲的重镇。元剧之标明“大都新刊”云云者，我们已见到好几种（见《元刊杂剧三十种》，日本仿元本，中国石印本）。这可见大都当时的文化程度也一定是不很低等的。南方的宋故都杭州，更是繁华不减于当日。西湖上的繁华风光，仍未逊于国亡以前。无数的艺术家、文人、诗人，仍以杭州为中心而歌咏着，写作着。元人杂剧的出产地，差不多是以杭州与大都为南北两个重镇的。许多北方的文士都曾到过杭州游历。老前辈的作家关汉卿，便也曾到杭州来过。有的北方作家，简直的便留居于杭州不复北归。这在钟嗣成的《录鬼簿》中，曾有过很可令人注意的记载。又，在意大利人马可孛罗《游记》中，也曾将杭州写得有若圣地。确实的，杭州在当时，几乎成了文化的都城，差不多无数的文人们都要来“巡礼”，一来“巡礼”，便留连的不忍归去。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题“古杭新刊”者为最多。又在仅存的一册《永乐大典》戏字韵中所保存的《宦门子弟错立身》等三篇戏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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