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一般经济能力的充裕，使得当时种种的民间娱乐与民间文艺皆有了突飞的进展与成就。同时汉族士大夫们因了生活上的压迫（他们是如编氓一样，生活没有保障的），政治上的出路的被壅塞，便也回过头来加入平民的社会之中，而为他们写作剧本，演说故事，著作歌词。从前的文人们，除了几个不得意的才子流落在民间者外，余者都是力争上流，从事于庙堂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即有寥寥的几个，知道采取或注意民间的新兴文学的，也只是凭着自己的一时高兴而已。但这时候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文人们并不是为了偶尔的高兴，“屈尊降身”以与民众相周旋。他们却是为了切身的生活问题，来向民间作“文人”的了。他们为一般人民作剧本，写故事，著新词，完全为的是经济关系，生活问题。他们开始以写庙堂文学的同样用力与专心与谨慎，来写民众的文学，来为民众编纂日常习用的书籍。这在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次士大夫为民众们所使用。这个异常的社会状态，使得汉文学史上也发生了一次异常态的空前的一幕；即在习见了的努力者之后，我们在这时却第一次的见到无数的大作家，为非古典文学而努力着。这使中国文学，透进了绝清新的空气，这使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无数的伟大的崭新的著作；特别是杂剧戏文，以及小说。可惜这个时代太短促了，昙花一现之后，便一去不复来了！（随了蒙古族的统治势力的过去而过去）中国又开始堕入另一个古典时代之中。——虽然这个时代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一部分的文人们仍然在无人知的境地里，为那些新体文学而努力着，然而他们的势力却已微弱得多了。戏曲的写作者虽仍然不少，却已不单是为民众而写作的了。假如这个封建社会的变态的时代，变态的经济状态，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恐怕文学革命运动，要不待现代的十几年中方才绝叫着的罢。可惜这个“变态”的社会，究竟只能够若昙花的一现而已！
三
恰好在这政治的坫坛不能供一般才士文人所利用，而才士文人们又正在寻找另一方面的发展的时候，经济上有了变动的一般社会——由静定的农业社会变做了商与农的社会——便吸收了这一大批的才士文人进去，为他们服务，为他们写作。
在这个“变态”的社会之中，最发达的是戏曲。这是天然的，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充裕之时，一般人民的享乐心理，便愈趋于复杂化，高超化。简单的角技、迎神、赛会，以及说书等等，已不足以供应他们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便自然的要落于那个高超而且复杂的艺术，即戏曲的身上。我们的戏曲在这时候以前，恰好已经有了萌芽，有了基础。这萌芽，这基础，在这时便很迅快的发展了，且更奠定了。宋、金时代的剧场，状态如何，因为文献无征，我们已无从臆断。但有一点，我们大约是可以知道的，他们的戏曲不仅为民间所使用，且也已为庙堂所使用（戏文似尚未取得庙堂文学的地位）。不过在民间，在庙堂，固定的演剧团体虽是有的，固定的演剧的场所，似尚没有产生，而常期的固定的演剧时间似更不曾有过规定。易言之，他们的戏曲的演唱似是间歇性的，且系专为有特别事故——节日或宴会——而演唱的，例如今日乡村中的剧团，非逢大祭日，大节日，或某一个特别的酬神之节便不开演。且他们的剧团，似乎也与今日的乡村中所见的剧团一样，其性质是流动的，是移转旅行于各地的。他们的演唱的主顾是某一村的全体，或某一个人。易言之，即系“趸卖的”，却不是如现在的新式舞台般的“零售”式的出卖的。这样情形，我们从前已经说过的了。但在元代——蒙古大帝国的时代，我们却开始的见到那种“趸卖式”演剧，已一变而为近代式的“零卖”。这是极可注意的。易言之，即演剧团体在这时候，已足以被社会常期的供养着，而不必受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供养的了。他们现在虽常是流徙于各地，却是有了固定的演剧场所的了。他们现在是零星出卖于一般的民众，而不必趸卖于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了。综言之，元代的演剧团体，因了元代经济情状的变动，已由被动的被雇用于某一个团体或个人的地位，而变为主动的自由的在吸引着社会上一般的民众的了。这是很近代式的一种演剧方式，跟了很近代式的昙花一现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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