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回到了义乌，但没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那种兴奋感。我不能背着良心说我喜欢这里，我只是来这里圆个梦，为梦而来。来到这个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的城市，但愿能收获一个喜欢的梦回去。
我清楚自己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不再是个匆匆的过客，下一站离我太远，远得我无能为力。我有孩子有父母，但我回不了家，我不能给所有的亲人添堵。
“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干，兄弟！你是大有希望的。”我经常如此这般自言自语。
我去了红楼宾馆前的劳务市场，一天、两天、三天，没有结果。这次我不急，我不是从前那个急于工作、急于想拿工资回家的人了。我有了新的起点，一个高起点。早一天上班与晚几天上班，对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急什么？
那时的义乌劳务市场只有一类人最吃香，不是手握文凭的人才，而是掌握一门技术的技工。每家工厂的情况大抵都相同：产品不愁销，管理能凑合不误生产就成，愁的就是技术做不出产品来。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产上，赶产量，抢客户，抢市场。凡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技术工，在哪个行业都很抢手，有个七八成手艺在手的都是大师傅了，工资尽管开虎口，这个厂子不要，别的厂子抢着跑。
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在胡扯，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
浪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总裁翁荣弟，早先就是从广东进袜子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还有新光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也是从广东进货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当时货是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1995年，周晓光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同年，翁氏三兄弟创办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这只是义乌成百上千企业中的两个例子。
他们都回忆说，在广州进货的日子里，千里迢迢为了拿到预定的货，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挤上南下的火车，可见当时货源的紧张。他们都在经销时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全国性批发网络。接下来，水到渠成，自己办厂，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把产品销出去。
义乌后来稍有规模的企业如雨后春笋，都是在这前后纷纷上马，或大或小，真枪实弹干起来的。面对这么多新兴工厂，技术力量当然成了重中之重，而早于义乌开放的老大哥广东，无疑成了为义乌这个小弟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
而我的尴尬是，我有张假文凭，但我没有技术，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就如其他有文凭的人一样成了“鸡肋”，可有可无。那时有文凭的人都往上海、苏南跑。回到小旅馆后，我想了想，觉得这样不行，我得学学那些工厂，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我写了一份简历，大概意思有两条：一是我有国营企业主管的经验（当然是假的）；二是我懂设计，如平面广告与包装设计（这点儿倒是真的，这是我的爱好，所有与美术有关的我都喜欢）。写完后，我又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份，我是当件书法作品来写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工厂主的眼球，算是卖弄一下自己。这种卖弄很有必要，能更快地将自己推销出去。
我手上拿着这张纸在劳务市场来回走动，以吸引某些工厂主的注意。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果真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我。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白纸黑字，问我：“你懂包装设计？”
我点点头，表示他说得对。
“你还懂工厂管理？”他又问，“大学毕业生？”
我又点了点头。
“说一下你的工资要求。”他也点了点头后说。
“一千二。”我脱口而出，这个数字在我大脑中已经存了有些日子，根本不用想。
“一千二高了点儿，一千如何？要是同意你就跟我走。”那人说话倒是很爽快。
“一千的话就不能扣伙食费了。”我在讨价还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但也不能离自己要求的太远。
“行，跟我走吧，我车在那边。”他思索了一下说。
“我的行李还在百姓旅馆，麻烦你的车从前面绕一下，我取下行李可以不？”
“没问题。”
这个人就是我的新老板，真名就不提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就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叫“付成”好了。
我的老板付成，一个初中都没念几天的人，办厂前还是个混子。其实这厂子也不是他办的，是他父亲办的。他父亲我们后来都习惯性称他“付老师”。
从称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老师，一名退休了的小学老师。
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倒是争气，上了中专，读的是财会专业，毕业后在市某行政部门上班。可这儿子就是个混混，整天不务正业。付老师看这样混下去不行，得替儿子搞个行当，否则到时媳妇都娶不上，于是就有了这个厂。
付老师说，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当初什么也不懂，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自己不懂就到处找，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带着几个工人做。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供不应求，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就是愁做不出来。
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一晚上就让工人赶出来，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全是现钱。本加利，资金积累得很快，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由十个变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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