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按这种规模，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还比别人早行一步，注册了商标。
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没有具体分工，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整理仓库呀，打扫厂子里卫生啊。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于是，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照本宣科，讲企业的管理制度。
老头听我说得也对，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最后装在相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
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我自打进厂以来，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你好不好用，有无可用之处，好用就留，不好用就让你走。
其实这种事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能挣多少算多少。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卖完回家再做，想法很简单。
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也是一种文化需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什么又叫企业管理，更多的精力全放在车间师傅身上，每天产量是多少，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
当然，这是指2000年前的义乌工厂，2000年后，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了，开始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付成与我倒是还有些投缘，他说他招我来是让我设计包装的，也没考虑厂子里每月的包装设计就那么几次，好在我还能搞搞管理制度。
付成第一次让我设计内盒包装时，我与他还吵了一次架。可能就是那次的争吵让付成觉得我还像个爷们吧，与一般的打工者不同，所以从那以后他也没把我当成打工仔看待了，我们的关系越处越好。
那时的包装设计是手工画的，画完后交给纸盒厂，再由纸盒厂拿到印刷厂去做图印刷。
我参照厂里以前的包装画完后就交给付成，他便拿到纸盒厂去了。傍晚的时候，付成打电话回来朝我大喊大叫，问我纸盒上的那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我说是“madeinyiwu，义乌制造”。付成就怒了，大骂说：“你懂个屁啊，还义乌制造，你想搞什么你？”
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我了，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已经放下一切，胆大妄为了，所以我也朝他吼：“不是‘义乌制造’难道还是‘上海制造’？”
付成见我这样不肯认错还与他顶嘴，就更火了，当时就在电话中让我第二天滚蛋！
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英文正确的写法是“hina”。当时的我哪儿知道这个。
第二天，我没上班，睡到早上九点多才起床。我准备等付老师来上班时我去讨讨工资，讨多少算多少，然后自己收拾行李准备走人。没想到，付成差人来叫我了，说是中午有个外贸公司的客人要过来，让我去陪一下，他有事必须立马外出。就这样，我没被开除，留了下来。
付成有次看到了我手腕上的刺青，他问：“大学生也可以刺这个？”我以为他看出了我是假冒的大学生，于是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接下来付成说：“太难看了，你们读书人弄这个不行，没我的好看。”说完付成脱去上衣，露出他手臂上的刺青来，是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很有气势。
我连忙说：“不错！不错！”一方面我是拍马屁，另一方面确实也不错，画工与刺工都很到位。正在看时，付老师走了过来，付成赶紧穿上衣服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再后来，付成带我去他一个朋友那里，让我重新刺一个。我没同意，我都后悔自己手腕上这个刺青了，怎么会再刺。在十年前的中国，刺青简直就是“流氓”与“阿飞”的形象标贴，我骨子里没有当流氓的想法，所以对手腕上的刺青一直很后悔。
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我买了一只bp机，买完后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父母双亲我的bp机号码，让他们有事呼我。令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村里居然通上了电话。父亲是村长，两个孩子又出门在外，所以父亲没加考虑就带头装了一部电话机。
虽说在厂子里我的工资没有师傅高，但已经高出普工一截，而且天天没有什么正事可干，要么在办公室看报纸，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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