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篇幅限制，我们无法在本书里论述所有类型的陪审团，所以，我们只能探讨一下最重要的陪审团，即刑事法庭的陪审团。这些陪审团便是有名称的异质性群体。所谓陪审团制度，是指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是否起诉犯罪嫌疑人，并对案件做出判决的制度。按理来说，刑事法庭的陪审团成员皆是社会精英，但我们会看到，它同样表现出了易受暗示和缺乏推理能力等群体特征。无论是天才还是智障，只要一受大众领袖的影响，就成了被无意识情绪支配的生物。
这些不同成员组成群体时，群体的特征一应俱全，个人的智力高低就无关紧要了。前面说过，要求一个善于思考的团体就某个并非技术性的问题发表意见时，智力就起不了多少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时看到，那些不懂群众心理的陪审员犯下有趣错误的事例，陪审团就是很好的例子。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仅仅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就无法对一般性问题做出比一群泥瓦匠或杂货商更高明的判断。在1848年以前，法国政府规定，要慎重选择组成陪审团的成员，要从有教养的阶层选出陪审员，即选择教授、官员、文人，等等。如今，大多数陪审员却是小商人、小资本家或雇员。但令专家十分费解的是，无论组成陪审团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判决结果都超乎寻常一致。连那些敌视陪审制度的地方长官，也不得不承认，即使陪审团成员的素养有天壤之别，却不妨碍判决的一致性。前刑事法庭庭长贝拉·德·格拉热先生在《回忆录》中说：
……市议员掌握着选择陪审员的实际权力，这群党同伐异的家伙，只根据自己环境中的政治和选举要求，选择陪审团的成员。把合乎自己需求的人列入名单，把不合乎自己需求的人从名单上画掉。那些入选陪审团的人，不是可以从资金上赞助选举的生意人，就是政治信仰相同的政府部门雇员，过去那些权威人物、重要人物不再是陪审团的核心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只要法官定下时间后正式开庭，这些商人、政府雇员的意见和专业知识，就不再起什么作用。热情洋溢的人与慈悲为怀的人，都处在了同一庄重而严肃的环境中，陪审团的精神宗旨没有改变，所以他们与那些权威人物做出的判决没有什么不同。
对上面这段话，我们必须记住的是它的结论，而不是那些软弱无力的解释。我们不必奇怪法官为何会以“陪审团的精神未曾改变”来愚蠢地解释这个结论，法官和地方官员一样，不过是通才教育制度下制造的庸才，他们对群体心理一窍不通，因此，他们不可能了解陪审团群体成员的心理。
在刚才提到的贝拉·德·格拉热先生的事例中，我还发现了一个证据。他在著作中批判过一名律师——拉肖先生，这名刑事法庭最著名的出庭律师利用自己的权力，处心积虑地反对聪明人进入陪审团。但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反对毫无用处。事实证明，即使公诉人、出庭律师与所有关在巴黎监狱里的人，都放弃他们可以反对某人进入陪审团的权利，也改变不了判决结果。正如贝拉·德·格拉热先生所言，陪审团的判决结果依然故我，既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差。
群体感情用事，没有推理能力，所以很少被证据打动。和其他群体一样，陪审团也被强烈的感情因素左右着。一名出庭律师说：“他们见不得母亲给孩子喂奶的情景，也见不得孤独举目无亲的惨境。”格拉热则说：“只要一个女人装着听天由命，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来，就足以激发陪审团的慈悲之情。”
不难看出，移情感或同情感是影响陪审团成员的主要因素。倘若某类犯罪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连陪审员自己也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时，他们对此类罪行会严加惩治，毫不留情。但是对一些因为感情原因而违法的案件，陪审团却十分优柔寡断。如对待犯杀婴罪的未婚母亲、报复负心人的女人、向意图诱奸自己的男人泼硫酸的女囚犯，他们就会表现得十分包容，很少用严厉判断来制裁她们。因为他们本能地认为，社会在照常运转，这种犯罪对自己也没有多大威胁。何况在一个没有将遗弃女性罪纳入法律的国家里，被抛弃的姑娘不受法律保护，她为自己复仇非但无害，反而有益，因为这可以吓唬那些未来的诱奸者，减少女性被浪荡子弟故意伤害的概率。
和其他群体一样，陪审团也深受声望影响。关于这点，贝拉·德·格拉热先生说得十分正确，陪审团的成员虽然是很民主地选入的，但他们在好恶态度上却很贵族化。“头衔、出身、家财万贯、声望或有著名的律师做辩护，一切不同寻常或能给被告增光的事情，都会使他的处境变得极为有利。”
每个律师的主要任务是打动陪审团的感情，杰出律师尤其擅长此道。正如对付所有群体一样，不需要做很多论证，或只采用十分幼稚的推理方式即可。一位因为在刑庭上赢了官司而赫赫有名的英国大律师，总结出以下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
辩护的时候，要留心观察陪审团。有利的机会一直就有。律师凭着自己的眼光和经验，从陪审员的表情上领会每句话的效果，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第一步要确认哪些陪审员已经赞同他的理由。确定他们是否赞同不必浪费过多工夫，确定认同者后，应把注意力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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