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访谈的最后一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正好是老人家以前供职的单位的解密日。她女儿告诉我，她母亲这些人在离开单位时，所有文字性的东西，包括他们平时记的日记都必须上交，由单位统一保管，直到有一天这些文字设定的保密时限过了，方可归还本人。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每年都有这样一个日子：解密日。每到这一天，她都要替母亲去单位看看，有没有她母亲的解密件。这天上午她照例去了，并且帮母亲领回来一点东西。
东西由一块蓝色丝绒布包着，看上去有点分量。因为已经解密，老人家当着我的面打开来看，是一只相框和几封书信什么的。相框上的人男性，六十多岁，戴一副金边眼镜，看上去像个有身份的人。
老人家一看相框，自语道：“看来他已经走了。”
女儿对她点点头。
老人说：“他比我还小十一岁呢。”
女儿说：“他是生病走的。”
老人摇摇头：“反正是走了。这下好了，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着颤巍巍地起身，要上楼去。
女儿似乎料到她上楼后不会再下来，关心地问我采访完了没有。我说没完，还有几个小问题。老人家听见了，回转身，对我摆摆手，道：
“已经完了，我说的已经够多的啦，我都后悔跟你说了这么多。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故事结束了，你的采访也该结束了，不要再来打扰我了。走吧，我女儿会安排你回去的。”
她刻意地不跟我道再见，只对我说一路走好。我想，这种不必要的严谨应该算是她的职业病吧。
二
我的职业注定我有些游手好闲，喜欢游山玩水。我在浙江沿海长大，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小时候，只要夜空中出现什么异常的灯火，我们都会把它想象成是台湾飞机在空降特务。所以中国那么多省市，台湾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外省，比北京、上海都还先知道。那时我总把台湾想得很近，感觉就在山岭的那一边，长大了一定可以去看看。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其实是离世界很近，离台湾很远，你可以轻松去美国、阿根廷、冰岛、澳大利亚……却不一定去得了台湾，虽然它是我国的一个省。这么难来的地方，来了当然要好好游玩一下。我订了一个五日游计划：台北、高雄、新竹、桃园、阿里山、绿岛……
然而，每到一个地方，最美的景色都驱散不了老太太的音容，才玩两天下来，我笔记本上已经记下五大问题和一些小问题。五大问题分别是：
一、老鳖是怎么将情报成功送交组织的？当时他已被敌人全天候监视，而且整个事情的发端就因为那天晚上他传情报给老汉时被敌人截获，那么此次传递又凭何保证不被敌人截获？
二、老人家几次说到，她发现李宁玉在用她的笔迹传情报后非常恨她，后来决定不告她并帮她把三只药壳子放回原地，是因为她怕李宁玉反咬她。可最后李宁玉死了，其实已经不可能反咬她，她又为何还要帮她？
三、事后肥原把软禁在裘庄的人，包括张司令和部分工作人员都带走了，去了哪里？那些人后来均下落不明，是怎么回事？是生是死？
四、肥原到底是被什么人杀的？
五、老人家对潘老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大？是不是以前有什么过节？
这些问题像毒瘾一样纠缠着我，让我无心观光，一心想去见老人家。几经联系均遭拒绝依然不死心，心存侥幸和野心。到第四天，绝望之余，我索性搭乘出租车私自闯去，可谓毒瘾发作，情理顿失，无法无天。
老人家正在花园里纳凉午休，看到我不期而至，过度的惊诧反而使她没有足够的心智对我采取有效的打击——驱逐。她显得像一个普通老人一样，摇头叹息，喃喃自语地责怪，看上去更像是在求助。
我没有道歉，因为我知道道歉只会唤醒她的心智，对我不利。我略施小技，先声夺人。
“我不请自来，是因为我觉得您有些说法经不起推敲。”
“怎么可能？”这一招果然灵，老人家出招就是辩解，“我说的都是事实。”
我要的就是她辩解——良好的开端预示我将不虚此行。
果然，老人家对我提的问题很重视，几乎大大小小都作了认真回答。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她对潘老的情绪问题，她显得颇不耐烦，只丢给我一句话：
“你别提他，提起他我就心烦!”
我感觉两人以前一定有过什么过节，但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事会让一个耄耋老人依然如此不能释怀？我人到中年，已经越来越相信一个哲学家的话：时间会销蚀世间所有人为的颜色，包括最深刻、最经典的爱恨情仇。也许我借哲学家的话可以扰乱她的阵脚，引发她一吐为快。然而我实在不忍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很满足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有些东西捅破了也许还没有封存的好。
三
当然，有些东西是必须捅破的，比如问题一和二。
对问题一，老人这样说：“你对地下工作太不了解，在那种情况下，李宁玉明知老汉(二太太)被捕的情况下，她一定会怀疑老鳖已被盯梢。这是任何人都会警惕的，何况李宁玉，她的脑袋装着别人十倍的警惕。所以，他也一定会在药壳子里提醒老鳖，要小心背后有人，老鳖自然也会加倍小心。”
老人告诉我，虽然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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