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景推开门,店门临街,热闹喧嚣。
这是比影视作品里还要真实的上个世纪的风景。
无数“骆驼祥子”汗流浃背地拉着黄包车在街上穿行,小贩挑着东西沿街叫卖,穿着统一制度的工人背着布包行路匆匆,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坐在早点铺里狼吞虎咽……
每一帧,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影视作品里没有的红尘烟火气。
这里是1938年。
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黑暗,愤懑,抑郁的年代。
而他现在身处马来西亚。一个挨着华夏这个庞然大物的小国家。一个目前来看,相对和平的国家。
然,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再过三年多,于1941年12月8日,日军将正式对马来西亚发动侵略,史称马来亚战役。战争持续了一年多,以日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从此以后数年,马来西亚就处于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乐老板!早啊!”一名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进店里,对坐在柜台处的乐景热情的打着招呼。
“李先生,您这是上班?”
李政,《大公报》驻马来西亚记者,自前几日,从乐景这里买了一本《悟空传》后,两人慢慢熟络了起来。
谁知李政却说道:“我要回国了,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乐景疑惑问道:“为什么走的如此突然?我记得您之前说过,您才刚来马来西亚两个月。”
李政沉默了一下,再次开口时眼睛里已经有了泪光:“半个多月前,一位叫做司迪尔的美国人在美国的《芝加哥每日新闻》上刊登了题为《日军杀人盈万》的新闻,首先向世界揭露了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残暴罪行。”
“司迪尔先生在新闻里写道……”他闭了闭眼睛,脸颊多了两行清泪,“‘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乐景也沉默了。
南京,注定是中华民族永远忘不了,也绕不开的一道伤疤。
这是一个民族最屈辱的时刻。也是这个名为中华的国家最屈辱的时刻。
军队节节败退,国都覆灭,人民如羔羊,任敌人取乐砍杀。
五千年的风华,五千年的傲骨,就这样被人轻易折断。日后,哪怕他们花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重新站起,可是那份屈辱,那份伤痛,将永远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民族的历史里。让后世子孙,满含热泪,不忍卒读。
日后人们提及南京,不会说江南风华,秦淮烟云,他们只会想起那场惨无人道却不能遗忘的大屠杀。
李政响亮地哽了一下,嗓音颤抖,几乎说不出话来:“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中国人,而这件事却被一个美国人记录了下来,刊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如果没有司迪尔先生,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捂着脸,终于哭出了声:“我感到很羞愧,我是记者,我是中国的记者!我却不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他抬起头,双目赤红,哽咽着说道:“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把日本的一切罪证都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来,我要告诉人们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怎么样的战争,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是孬种!不是东亚病夫!”
乐景凝视着李政,他是他的前辈。看着他,他仿佛看到了方大曾①,曹聚仁②,孟秋江③,胡济邦④……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为了心中的那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奔赴战场,用手里的镜头给予后世子孙一份真实的历史。
他在后世从没有听说过一位叫做李政的记者。或许是两个时空的差异性,或许是他被埋入历史的云海,或许是他后来背弃了理想,更或许是……他默默无闻死在了新世界黎明之前。
但无论他最后迎来的是怎么样的结局,乐景都由衷的敬佩他这一刻的勇气。
什么是记者?
记者是时代的守夜人,是吹响时代的号角的人。
可是在乐景生活的21世纪,他已经很难找到像李政一样具有如此新闻理想的记者了。
身为一名前记者,乐景太清楚这个行业的现状了。
工作累,工资低,福利低,风险高,年轻人抱着新闻理想进来,然后等到被社会的阴暗磨平心中的棱角和热血,他们就要么转去了新媒体等来钱快的行业,要么就成了难得糊涂的社会老油子。
所以,前几年当一名记者去采访一名高考状元时,面对状元想要填报新闻志愿的想法时,该记者才会极力劝阻。
因为,时代变了。
在新媒体这个吸金的庞然大物的冲击下,在记者廉价的工资和福利之下,2017年,中国的在册调查记者只有175人,传统媒体调查记者只有不到130人。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306人。
175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他们与之战斗的,是这个光明国家身下的庞大阴影。
报道了三聚氰胺的简光洲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写出高考满分作文《赤兔马之死》,报道了地沟油的蒋昕捷去了天猫,任了销售总监。
还有许许多多的记者,相继离开了他们所热爱的记者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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