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比如唐代，文散官的最高官阶叫做“开府仪同三司”，这一条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专给宰相的加衔。而这，也正是明代阁臣远不及前代的一点——没有“开府”并且“仪同三司”的权力和地位。
什么叫开府？就是这个人有自己专门的官衙作为办公地点，而仪同三司则是明确规定他开的官衙，地位等同于三司。
何为三司？三公三师就是所谓“三司”。太尉、司徒、司空曰三公；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师。
所以“开府仪同三司”意味着此人的地位就是“三司”这个级别，而大明没有这个说法，因此三公三师也好，还包括三孤三少等，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赐予的加衔——朕没有赐予，那你们就慢慢混，慢慢升吧，别指望朕一次给你们“仪同三司”。
宰相开府不仅是“仪同三司”的地位很重要，更要紧的是相府里有许多属僚——左丞、右丞和参知政事等。而内阁阁臣就没这个待遇，一般他们在某殿或某阁办公，手下只有几个管理卷宗、抄抄写写的文书，相比宰相而言，那是寒酸到了极点。
更何况宰相开府还有一个更大的直接权力，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开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权，在某些朝代如秦、汉、魏晋等时期，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绝大多数官员。
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却是对宰相负责的。
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那么激烈、那么不可调和，其实原因就在于此。
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矛盾当然就产生了，也根本不可避免。
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复古”的传统。因此，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根本不可调和，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
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经权有变”罢了——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
他刚才一听张诚那个“我辈”就勃然作色，要不是申时行连忙打眼色给他，差点就要当场发作，也正是因此。
我堂堂文人君子，会跟你一个阉竖是“我辈”？你这残缺不全、畜生一样的东西，也配和我这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相提并论？
这就是王锡爵的思想，同样也是申时行的心底所想，无非王锡爵脾气更刚直，而申时行更阴柔罢了，本质上并无区别。
因此王锡爵如此一说，申时行便只好叹息一声，道：“阉竖自是不足与谋，只是眼下实学势大，我辈一时之间也只好含垢忍辱、相忍为国了。可元驭兄这样一说，万一高日新尚未真正‘飞鹰折翅、猛虎落牙’，而张诚却反而倒在了他前头，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元辅此说自然是老成谋国之言，锡爵自然深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我等才尤其需要牢牢抓住此次机会，趁高日新被迫放权之机悄然掌握大势，把之前的颓势扳回来，否则下头的晚辈弟子们继续颓唐下去，将来再想挽回就更加难上加难了。
锡爵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故意让张诚这阉竖在前头冲锋陷阵，而我等只要隐于其身后，悄悄拿回这些权力便好。倘若高日新被张诚闹得心头火起，待时局平稳之后，先把矛头对准张诚，那就更是我辈求之不得的大喜事了。”
他的意思申时行其实早已明白过来，无非就是把张诚当炮灰，去吸引高务实的仇恨和火力。高务实当前一时半会儿肯定不便还击，正是心学派悄悄“扳回大势”的好机会。
而等到他能还击之时，一旦把炮口对准张诚，张诚肯定也不会傻傻的坐以待毙，就算最终斗不过高务实——这在申时行眼中几乎是肯定的——但怎么说也还能挣扎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同样也是心学派可以利用的机会。
虽说王锡爵这样做，按照一般的是非观来讲的确有些不折手段了，但申时行毕竟也觉得“阉竖不足与谋”，张诚与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同道中人，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含垢忍辱、相忍为国嘛，这又不是贬义词。
他轻轻叹息一声，却沉沉点头，道：“也是难为元驭兄了……就这样吧。”
王锡爵知道他会同意，闻言并不意外，只是颔首道：“张诚这厮再如何冲锋陷阵，眼下也顶多只能顾得到厂卫那一块儿，对于铨务，以他如今之地位和权势，必定还插不上手。此正我辈之机会，元辅对此可有什么成案？”
申时行不是高拱，不以善断著称，但他一贯善于倾听意见，因此王锡爵这样一说，他很自然地便答道：“正要请教元驭兄高见。”
“嗯……”王锡爵沉吟片刻，缓缓道：“愚意以为，眼下最关键的是高日新放权吏部到底会如何去放。他本人并非天官，杨无棣作为傀儡虽然畏其权势威望，但毕竟不是正经的实学派官员，更不是高、郭二公之门生弟子，并不一定连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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