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诓他？”王锡爵呵呵一笑，摆手道：“元辅可莫要随意给我扣帽子呀，我哪里是诓他了？现在这会儿，他去接手高日新必定会放出来的厂卫之权，皇上只会赞他体谅圣意，对他格外高看一眼，又不会怪责他什么，我这怎么就是诓他了呢？”
申时行佯瞪了他一眼，道：“都这般时候了，元驭兄还在说笑！高日新此番又不会倒，他要做的无非是以退为进。以他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只要他做出这般举动，我料皇上不仅会疑心尽去，将来对高日新的宠信还会更上一层楼。
虽说此情此景之下，我等若是手段高明一些，抓住这段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时机，的确可以从中得点好处，但似元驭兄‘指点’张诚这厮的说法，什么‘大可以放手施为’，那不是教他找死么？无非是晚死一点，不至于当场暴毙罢了。”
王锡爵一脸无辜地摊了摊手，眉头微微一挑：“那又如何呢？这些阉竖啊，都是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鼠目寸光之辈……元辅你方才没看见他那般模样么？”
他说到此处，傲然一笑：“天下之事，自有我辈君子操持才得长久，这些个阉竖，他们只会坏事罢了。不客气的说，高日新虽然激进，虽然有时候立场太过滑头，但他好歹是个能办事的，纵有一些私心，也还在情理之中。
可是，如张诚这般阉竖，他们心中毫无半点公义，一门心思都只是为了私利，若真让他掌了内廷大权，让皇上对他信任有加，将来必定成为我辈朝中君子之大敌——这阉竖之祸，那可比什么党争都更糟糕。”
王锡爵这么一说，申时行就明白他的想法了。诚然，高务实如今权势太盛，气势也太高，是心学派当前之大敌，可是即便退一万步说，实学派总还是文官派系，在同为文官的王锡爵眼中，再糟糕也总比阉党强。
前者好歹还是内部矛盾，后者却几乎就上升到阶级矛盾的地步了——什么是阉党啊？大明朝的阉党实际上便是皇党啊！
皇权和代表文官的相权争了这么多年，近些年才渐渐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尤其是高拱、郭朴辅政当今天子的少年时期那段时间，相权才真正有些相权的意思。
但以申时行、王锡爵之智，当然知道这种相权并不稳定，它实际上是依靠天子年少才取得的，而并非是相权本身到达了那般程度。
大明朝的内阁辅臣号称阁老、相公，可那哪里称得上一个“相”字！
从政治权力而言，宰相制度下的宰相地位何等崇高，汉唐之宰相，甚至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宋代以前的宰相面君议事，皇帝还必须要赐座给他，此所谓“宰相坐而论道”是也。
赵匡胤与弟弟赵匡义两帝采取了措施削弱相权，先是把“坐而论道”的“座”给撤了，到了大明开国朱元璋登基后，更是借着胡惟庸一案对相权予以不遗余力地压制。
在胡惟庸一案爆发之前，明初宰相府不仅是朝廷的一级正式官署，而且具有许多法定的政治权力，它直接管辖朝廷负责行政的六部，向他们发号施令；而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宰相汇报和请示，甚至有些事情连皇帝也不一定知道。
可是正因如此，在朱元璋看来，这种相权是对君权的一种侵夺，完全不能容忍，故在胡惟庸案之后的洪武十三年便废除了宰相一职及其所属衙门。
而与宰相的权势相比，阁臣简直不敢望其项背。宰相制下的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而自永乐时，皇帝早已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攥在手里，行政执行权则交给六部，而议政权则分给了内阁。
内阁参与朝议或讨论国家大事，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决策，因此说来，它从法律意义上无非是皇帝的顶级幕僚团和一个参议机构罢了。
内阁不仅政治权力严重不如宰相，从行政级别来看也差了十万八千里。过去的宰相往往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数是正一品，偶尔例外也是从一品，乃是正儿八经的顶级官员。
而阁臣的行政级别压根儿上不了台面，如朱棣统治初期任命的七位阁臣，品秩最高的是大才子解缙，入阁前他是六品，入阁后升了点，但也不过五品。换句话说如果外放地方，大致不过相当于一个知府的行政级别。
这七人中位居末位的是胡俨，入阁前仅仅从七品，连一个县太爷都不如。他们直接为皇帝办事，介于皇帝与六部尚书之间，而他们的行政级别反而不如六部长官——这当然毫无疑问，尚书与侍郎一般是正二品、从二品，至少也是正三品。
对此，《明史》里的评价相当到位：“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所以到了后来，因为阁臣的实际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于是为了提高阁臣的品秩而又不破坏传统，皇帝只好让阁臣做兼职。
最常见的做法是先任命某个将要入阁的大臣为礼部尚书或侍郎，亦或者吏部侍郎，再冠以“某殿某阁大学士”的名头，这样一来阁臣的行政级别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变通之法，并不是什么固定规制，顶多算是“潜规则”，而直到明朝灭亡，内阁阁臣的行政级别都极其不稳定。更何况一旦不看那变通之法，则“某殿某阁大学士”本身始终都是品级很低的。
但是除此之外，宰相和阁臣还有一条更关键的差别，那就是从其配套的行政官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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