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宰相和御史中丞同时遇刺，一死一伤，一时之间，朝野震动，人情汹汹。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第一个对此事作出激烈反应，上疏天子要求严惩凶手的人，居然是白居易，左赞善大夫白居易。
柳宗元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河东三大家族之一，刘禹锡的祖上是无人不晓的中山靖王刘胜，元稹的祖上是北魏皇族，韩愈的祖上是昌黎望族，相形之下，白居易的祖上则要逊色的多，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虽然说不上寒酸，却也不能说显赫，好歹也算是个“书香门第”吧。
据说，幼年白居易读书很用功，学习很刻苦，日复一日的用功读书，年复一年的刻苦学习，到白居易十一岁时，坏了，头发白了，不是一根两根的花白，而是满头的白发苍苍，那可真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啊。
满头白发的少年白居易继续苦学不缀，二十八岁就考中了进士，三十岁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三十四岁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元和二年十一月，白居易三十五岁，因诗歌得到天子李纯的赏识，由县尉直升为翰林学士，成为“天子私人”。
翰林学士不是一个正式的官位，只是一个临时的差遣官，但在唐代，尤其是中唐，这实在是一个美差，因为他们都是“天子私人”。
古代皇帝大都深居皇宫大内，一般的官员不要说和皇帝说话，就是远远地瞻仰一下龙颜，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翰林学士就不同了，他们可以在内廷随身侍从皇帝，可以将自己的观点自由的灌输给皇帝，还可以协助皇帝批答奏章、起草诏书，更可以利用草诏的机会，通过文字取舍等手段对皇上的旨意进行微调，从而微妙的影响政局。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唐顺宗时的翰林学士王叔文更是可以自行决断政事，俨然成为事实上的宰相，而名正言顺的宰相却只能听命行事，那是何等的威风八面！至于当今天子李纯，对翰林学士更是青睐有加，元和一朝的宰相，很多都有过翰林学士的经历。白居易迈进了翰林院，就等于屁股有一半已经坐在了宰相的位置上。事实上，当时与白居易同在翰林院的六个人：裴垍、王涯、杜元颖、崔群和李绛先后拜相，只有白居易一人没有得此殊荣，成为其一生的憾事。直到晚年，已经退隐的白居易还对这件憾事耿耿于怀，有些伤感的吟道：“同时六学士，五相一渔翁”。
龙恩浩荡，春风得意的青年白居易感激涕零，热血沸腾，决心用实际行动报答天子的知遇之恩。然而，事实证明。长安，尔虞我诈的长安，鱼龙混杂的长安，并不适合他，因为他的耿直，也因为他的幼稚。
一度，李纯很信任，很欣赏，甚至很宠爱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但是，很快，李纯就发现，这位年轻的翰林学士是一个不太会揣摩圣意的人，更不要说迎合圣意了。不仅如此，在李纯看来，这还是一个喜欢和皇帝唱反调的人，甚至有几次，这个恃宠而骄的人很让自己下不来台。
在元和时代，白居易大概是唯一一个敢当面和李纯争吵，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大声说：“是陛下错！”的人，这当然令贵为天子的李纯很不舒服。但此时的白居易，就像打了鸡血的斗士。惹完了皇上，转过头来又去惹宰相。在元和三年策论案中，白居易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弱势的一方，矛头直指当朝宰相李吉甫，甚至发出翰林学士集体辞职的威胁，最终迫使李吉甫离开了长安，跑到扬州去避风头。惹完了宰相，意犹未尽的白居易不肯就此偃旗息鼓，这一次，他将炮弹对准了最受李纯宠爱的大宦官吐突承璀，极力反对吐突承璀担任讨伐叛镇王承宗的统帅。元和五年五月，征讨王承宗的战事陷入僵局，白居易故技重施，再度向皇帝施压，给李纯出了一道选择题：要么罢兵停战，要么把我办了，别无选择！李纯任命太监出征，本来就犯了众怒，而那位不男不女的吐突承璀，又很不争气，连吃败仗，正处在风口浪尖的李纯当然不能把白居易办了，只好乖乖罢兵。看起来，白居易几次据理力争，最后都得到了胜利，但他不仅惹恼了两个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宰相李吉甫和太监吐突承璀，更逐渐失去了天子李纯的欢心。
在天子李纯看来，我提拔了你，而且是破格提拔，你却不听招呼，处处与我对着干，典型的忘恩负义；在翰林学士白居易看来，皇帝您提拔了我，我就要报答您，报答的方式就是直言进谏，直言不讳的指出皇帝的过错，我是在为陛下考虑，在为大唐江山考虑，我没有错！两个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但白居易真的对了吗？李纯真的错了吗？孤立的看，是的；结合当时的形势看，未必。就以元和三年的策论案来说，当时的李纯有两个选择：第一，公平执法，李吉甫罢相；第二，维护李吉甫的权威，牺牲掉韦贯之、裴垍、王涯这些人。第二种选择当然对韦贯之等人不公平，但李吉甫是李纯武力削藩的最得力帮手，从大局出发，李纯作出第一种选择也无可厚非。我们当然不能说白居易错了，无论如何，不平则鸣都是让人欣赏的优良品德，但仗义执言的白居易显然没有考虑到表象背后的东西。
恰在这个时候，白居易在左拾遗的位子上待够了两年，按照惯例，他可以提升为门下省的左补阙，甚至有可能破格提升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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