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东郊的灞桥，是一座古桥，是一座闻名遐迩的古桥，因为这是一座送行的桥。
唐政府在灞桥上设有驿站，凡有人东去，其亲朋好友都要一直送到灞桥，才依依不舍的洒泪而别，并折下桥头柳枝相赠。久而久之，“灞桥折柳赠别”便成了特有的习俗。《唐诗纪事》云：“雍陶有一次送别故旧，行至灞桥，问随从曰：‘此桥为何称情尽桥？’随从道：‘因送别到此为止点，故称之情尽桥。’雍陶有感惜别之情：‘从来只有情难尽，何事名为情尽桥，自此改名为折柳，任它离恨一条条。’”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折柳桥》。
大唐的无数贬客骚人，都曾经从这座桥上走过，留下许多动人的诗句。盛唐的李白走过此桥，留下了“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的感叹；目睹大唐由盛转衰的边塞诗人岑参走过此桥，留下了“初程莫早发，且宿灞桥头”的眷恋；晚唐的李商隐走过此桥，留下了“灞水桥边倚华表平时二月有东巡”的遐想。当年，刘禹锡等“八司马”被贬黜，也曾走过这座桥，留下了“征徒出灞涘，回首伤如何”的无限神伤。
因此，灞桥在大唐的地理坐标上，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出此，就离开了长安；入此，就进入了帝都。
元和十年二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两个老朋友，两个阔别十一年的老朋友，刘禹锡和柳宗元，重逢了，重逢的地点就是灞桥，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次，他们不是离开长安，而是进入帝都。
十一一年前，他们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十一年后，他们变成了饱经风霜的中年汉子；一眼望去，他们，尤其是柳宗元，却更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但无论如何，老友重逢，前途有望，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内心都充满了喜悦，就连灞桥驿站中的野花也似乎分外的妖娆，情不自已的柳宗元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了《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上亭》一诗：“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据说，据刘禹锡自己说，他的先祖是西汉赫赫有名的中山靖王刘胜。我们知道，刘胜是汉景帝的儿子，汉景帝是汉文帝的儿子，汉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如此说来，刘禹锡岂不是正儿八百的帝王苗裔？又据说，据《三国志》所说，大名鼎鼎的刘备刘皇叔也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而刘备还有一个不怎么争气的儿子，刘禅，扶不起的阿斗，不知道我们的一代文豪，刘禹锡先生与这对父子有何关系，一笑。总之，不管刘禹锡的祖上是不是那位奢侈无度的西汉诸侯王，都帮不了他什么，要想活出名堂，还得靠自己！
刘禹锡前半生有着与柳宗元极其相似的人生轨迹：他们同时中进士，同时得到王叔文的赏识和提拔，同时被贬谪，又同时被召回长安。但与自己的老友不同，刘禹锡骨子里多了一些豪迈与洒脱，少了几许多愁与善感；多了一些随遇而安的怡然自得，少了一缕自怨自艾的黯然神伤。同样的穷山恶水，同样的处境艰难，同样的前途未卜，柳宗元感受到的是无穷无尽的哀怨、悲伤和愤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故作闲适的背后，藏不住的是无限的悲凉和无穷无尽的孤独与寂寞；刘禹锡却从同样险恶的环境中发现了最美好的东西，当地的民歌，竹枝词，他自得其乐的沉浸其中，不断学习、模仿和创作，将下里巴人的民间推向了一个高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豪迈不羁的背后是随遇而安、以苦为乐的淡然。
十一年的贬谪，或许在刘禹锡曾经年轻的脸上留下几处风霜的印记，或许催生了他头上的几根白发，却不能摧毁他的豪迈与洒脱，也不能摧毁他的孤傲与清高。刚刚回到朝思暮想的长安，立足未稳，他就意兴勃发的去了魂牵梦绕的玄都观。
二月的玄都观，桃花开的正艳，豪气冲天的刘禹锡挥毫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首绝句：“紫阳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道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
孤芳自赏的刘禹锡绝不会想到，正是这首诗，给他，给柳宗元，给韩泰、陈谏和韩晔带来了新的灾难和打击。本来，柳宗元、刘禹锡等五人都曾进入过大唐帝国的权力中心，又个个才高名重，一贬就是十年，如今又一股脑的全都回到了京城，自然是万众瞩目的焦点。那些朝中权贵们更是睁大了眼睛，紧紧地窥伺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搜寻着他们的破绽，随时准备着重新将他们踢出京城，最好永远不要回来！偏偏这些人诗酒唱和，得意忘形，不肯向他们摇尾乞怜，是可忍孰不可忍！权贵们再也按捺不住，决定立刻将这批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逐出长安，但是，他们还缺少一样东西，借口，或者说把柄。可巧，刘禹锡主动将把柄送给了自己的政敌。因为，他们从这首诗中读出了刘禹锡的言外之意：“尽是刘郎去后栽”，意在讥讽那些因反对永贞革新而飞黄腾达的朝廷新贵。喜出望外的权贵们立刻拿着这首诗去告了御状，放不下胸中块垒的天子李纯自然勾起了前事，便很快作出了将刘禹锡等人改放远州的决定。
正是暮春三月，和煦的春风却带来了令人心寒的圣意，刘禹锡等五人都被放远州刺史。柳宗元到柳州，韩泰到漳州（今福建龙海县西），韩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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