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由于高顺强势崛起，相对来说货币非常稳定，且高顺发布了严令，禁止磨边、剪边、不足重等的五铢钱流通，其后，又严禁私人铸钱，以至于现在流通的五铢钱皆为高顺投放市场的钱。
从系统出的五铢钱，足重，且类似机器压铸的钱，表面光洁，字迹清晰，人们乐意接受。
且市场上的钱多了，高顺便有意识的多投放物资，回收一部分，当市场上流通的钱少了，又主动向市场投放五铢钱，使得天下贸易流畅。
即便后来董卓和李儒的势力穷困不堪，他们也没敢私自铸造不足重的钱，而是严格按照此前朝廷发行的五铢钱铸造，补充财政困难。
在处理完武举选拔和废除诸侯王国之后，高顺的精力便放到税收改制上来了。
汉朝的税赋非常复杂，品种繁多，高顺决定将其理顺，简单化。
首先取消徭役（力税），官府用工，也必须支付薪水；与之一起取消的还有兵役和更赋，这大大减少了百姓的负担。
其次取消口赋，口赋是1岁～14岁的孩子，不分男女，每年要交纳23钱的口赋（皇室税收，归少府，其中有3钱是马口钱，属于特殊军费，归大司农），有时候朝廷也会改为向7岁到14岁之间的孩子收取。
这样做的目的，是减轻百姓的负担，增加人口的数量。
再次，取消献费，献费是成年男女，每人每年都要‘献给’皇帝63钱，以供宫廷费用；取消选秀女。
最后，取消车船税和缗钱令；对商税更加细化，减少关税；目的是加速流通。
最终，只留下田赋、户赋、口赋以及关税和商税。
而且高顺准备把田赋、户赋和口赋当成打击大族的利器。
首先是田赋，实行差别累进征收政策，户100亩以下的，三十取一，户100亩到199亩之间的二十取一，户200亩到499亩之间的十取一，户500亩到999亩之间的五取一，户千亩以上的五取二。
其次，户赋定为每户籍年赋为100钱，未满20岁且未成婚者不许拆户。
最后，口赋征收的范围为15岁到50岁之间，每人每年为100钱。
口赋又分为许多情况。
奴婢和仆人等依附主人户籍者，每人每年500钱的口赋，由主人承担。
对纳妾之人实行重税，纳妾前需向官报备，每年需缴纳1000钱的口赋；纳第二个妾，口赋加倍；纳第三个妾，口赋再加倍；依次类推，目的是减少纳妾的人数，让更多的人有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的机会；且能纳妾的人，都是富户，也不会太在乎这点税赋。
为了配合政策的实施，又制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
任何人都没有被免税的特权，就算高顺也要缴纳户赋和口赋。
凡是隐瞒不报官府的耕地，只要查出，则收归为官田。
凡是隐瞒而不上户籍者，只要被查出，则被收为官奴，终生为官府服役。
对于官员协助隐藏者，将对官员抄家，且家族人员五代内不许出任公职。
落籍的少数民族的人也必须按照规定缴纳税赋。
高顺此举是避免土地过度集中，并避免大族提前分户，逃避税收；他深层次的意思是减少大家族出现的几率，每户越分越小，促进社会稳定。
为了配合土豪们出售耕地，高顺还利用粮食价格进行调剂，一次性降低粮价至两百钱一石，直接降低了一半的价格，令存粮的土豪和士族亏损严重。
高顺有合理的理由解释，现在天下稳定，各地皆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价格自然下降。
他有系统帮助，能随时供应市场，不怕商户、豪族等囤积居奇，且他还准备再次下调粮食价格，低价接手土豪们此前储存的粮食。
即便这样，高顺也担心那些大户挺而走险，令各地军队做好战斗准备。
普通百姓对税收调整非常支持，这降低了他们太多的负担，且取消了其它的杂税，每年承担多少税赋，明明白白，完全在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难受的是土豪和士族，他们占有大量的耕地，多的达到几万亩，甚至十几万亩，而有些百姓则连一亩耕地都没有，贫富差距太大。
现在高顺兵强马壮，他们又难以反抗，只得默默接受。
大户为躲避高额税赋，被迫出卖耕地，以至于耕地的价格持续下降。
高顺派出官员，以每亩耕地一贯钱的价格大肆收购耕地，作为官田。
对酒、铁、盐等，还是由官府严格控制。
当时粮食产出有限，而人口增长迅速，所以百姓和商户可用酿酒，但是要承担高税收。
商户可用开采铁矿、铜矿，甚至进行冶炼，但是官府要控制流向，并实行合理的税收，铁的税收为十取一，铜的税收为五取一。
对于食盐，必须由国家开发，控制源头，但是百姓和商户可随意经营，扩大流通，取消暴利，让百姓吃的起盐。
在沿海、河东郡以及益州等产盐地，皆由官府控制。
众人感觉高顺的税收对普通百姓过于照顾，而对大族过于苛刻，且这样会减少官府的收入。
高顺感觉，只要社会稳定，没有隐瞒的耕地和人口，官府的收入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大量增加；若是严格实施，必保他的后代三百年无忧。
三百年后，百姓数量繁殖过多，耕地增加有限，产出不能满足人口消耗，社会矛盾加剧，改朝换代就不可避免了，那时候的事情，便不是他所能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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