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提倡兼爱非攻，但是内部的纪律上其实很严苛，墨家有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墨家和杨朱虽然分歧很大，但唯有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上，是一致的，同时也都反对战争所带来的杀戮。
吕氏春秋去私篇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墨家有一位巨子叫腹?，住在秦国，有一回他的儿子杀了人，腹?作为秦的门客，自然有优待，所以秦惠王对他说，先生年龄大了，又是独子，这件事我吩咐地方官吏不要杀他了，先生一定要听我的。
而腹?听了，先感谢了秦惠王的好意，然后又说：“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朜不可不行墨者之法。”
大意是说，墨家有自己的法规，杀人的都要偿命，这样才能禁绝天下的杀戮，而且这是天下的大义，大王赐其不受王法而死，但我要执行墨者之法，所以最后还是把他儿子杀了。
秦惠王正值秦国商鞅变法之后，对律法的严苛其实已经是历史有名了，商鞅就是死在这样一个人手里，而在这里却凸显出来墨家对于法纪的严苛甚至还胜于秦惠王。
而吕氏春秋出自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编撰，其时代非常接近秦惠王的时代，所以可信度是较高的，对于当时墨家内部法纪的执行，也可见一斑。
我们今天都知道，庄子里有一篇讽刺当时的诸侯，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讲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们，行的是祸乱，打的却是大义的名号。
而在墨子一书非攻篇里明确的说：“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
这里讲的，也正是杀一人不义，纵使杀尽天下人，让天下人为你做赞，依旧是不义，义与不义不是人们的评价决定，而是其行为决定。
那么如果决定其义，就在于上天和鬼神的监督了，这一点在后面的天志和明鬼里会明确提到。
墨家的世界观继承了儒家的一部分，例如上天是有人格和道德属性的，人行正义是符合上天的期待的，人行不义，是会为天所灭的。
所不同的是，儒家对于鬼神的态度相对模糊，敬而远之，而墨家则肯定鬼神的存在和作用，在墨子明鬼篇里讲道：“故鬼神之明，不可为幽间广泽，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若以为不然，昔者夏王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故于此乎天乃使汤至明罚焉。
在墨家看来，鬼神有赏善罚恶的作用，所以在周文王这样的明君，就会给予奖赏，死后还可以身居上帝身边，而夏桀这样藐视鬼神的，即使富有四海，也会被惩罚。
墨子里还对鬼神体系做出个粗略的划分：“子墨子曰：“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
当然在先秦时期，鬼和神其实是相通的，并没有好坏高低之分，以后来儒家思想所说，聪明正直死后为人祭祀则为神，若在世无太大的作为，入宗祠而为鬼。
所以墨家所说的鬼，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神，真正鬼神之分明显，大概是在佛教传入后，受佛教影响，佛教的六道里饿鬼道是恶道，而天人道是善道，两者有天壤之别的划分。
但是墨子和儒家又不同，儒家提倡祭礼，是为了礼本身，或者说是纯粹的哀思悼念，而墨家也说祭祀，但墨家的祭祀是真切的要去祭祀亡灵，不同的儒家提倡厚礼，甚至认为葬的越隆重，是哀思越沉淀，墨家则认为，不该为此浪费，因为死去的人是自己的长辈，所谓祭祀其实是亲人间联络下感情。
是故子墨子曰：“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若鬼神有，则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则此岂非天下利事也哉！
所以明鬼篇里说，如果鬼神真的存在，祭祀他们不是可以获得很多利益吗？而且他们都是自己过去的亲眷，供养他们有什么不好呢？如果不存在鬼神，那四邻八乡聚在一起交流下感情不也是很好的吗？
相比起来道家对于天命的看法和儒墨两家不同，道家的天命是自然的，道家认同有儒家所说的这样一个主宰的天帝存在，但是道家认为在其之上还有大道存在，而大道遵循自然的法则。
善恶是人类社会的标准和发展所订立的，而对于自然来说，人类本身未必就一定是正义的一面，人类的大义只是人类的大义，而不是天道的大义，天道至均于万物万民，自然也不会由上天来执行赏善罚恶。
所以荀子秉持道家的思想提出了：“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思想，而对于鬼神，道家也承认其存在，但是和儒家一样，道家不认为鬼神能干预世事，也不认为鬼神可以影响朝代的兴替“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在后来佛教因为秉承印度教的因果轮回思想，又提出了佛教的无我无常的思想，加以结合后形成了不常不断的中道，否认一个全能的造物主创造世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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