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不尽力从事耕作的民众，就不是好民众；不忠诚守信的士人，就不是好士人；不敢直言进谏的大臣，就不是好大臣；不公平廉洁爱护民众的官吏，就不是好官吏；不能富国强兵，调解各种矛盾，处理各类问题，确保君主地位稳固，整饬纲纪，核查名实，赏罚严明，使民众安居乐业的宰相，就不是好宰相。
“做君主的如同龙头，必须高瞻远瞩，洞察一切，深刻理解问题，审慎听取意见；表情庄严肃穆，隐藏内心的真情。使人感觉君主像天那样高而不可穷极，像渊那样深而不可测量。所以，君主当怒而不怒，奸臣就会兴风作浪；当杀而不杀，大乱就会随之爆发；当兴兵讨伐而不讨伐，敌国就会强盛起来。”
文王说：“你说得对啊！”
上贤，指的就是尊重德才兼备的人。本节首先论述了君主应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接着又论述了君主应防止“伤王之德”“伤王之化”“伤王之权”“伤王之威”“伤功臣之劳”“伤庶人之业”等“六贼”。之后则阐明君主对“七害”的做法，即这七种人应“勿使为将”“勿与谋”“勿近”“勿宠”“勿使”“禁之”“止之”。其实，不管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人事，我们只要懂得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就可以轻松地完成手中的工作。只要我们能够把握住大方向，就可以带领成员向正确的方向前行，最终一定能够到达胜利的终点。
公元588年，隋朝为了统一整个中国，实施了兵分八路南下攻陈的军事战略。第二年，隋军攻入南陈都城建康，南陈就此灭亡。
当然，这与隋军的神勇不无关系，但是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南陈后主陈叔宝不能“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
这个南陈后主自幼生长在深宫中，每天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对“稼穑艰难”“民生疾苦”这些词语全然不知其意，更没有见过那样的场面。故此，他继位后，整天只知道纵情享乐，寄意诗酒，沉溺女色。更为可气的是，他甚至都懒得自己上朝听政，干脆把政事悉数委派给自己当太子时的旧臣孔范、施文庆等一批华而不实的人处理。
于是，这些人便大肆“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对横征暴敛、榨取钱财的官员不加惩治，反而与其狼狈为奸，弄得南陈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当隋军积极准备举兵南下时，南陈还在大兴土木，修筑殿阁佛寺。忠直的大臣章华上书劝谏道：“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压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
南陈后主不但没有翻然醒悟，反而恼羞成怒，当即把他处死。当隋军发起进攻后，沿江布防的陈军相继急报于朝廷，却都被施文庆等人扣住了。孔范更是对陈叔宝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陈叔宝听后，也觉得隋军不会这么轻易就渡过长江，于是继续过着自己奢靡的生活。
后来，这个昏庸的陈叔宝竟不辨贤庸，滥施军职，致使优秀的将领无用武之地。施文庆、孔范都是只会诗词歌赋而无韬略的文弱书生，对打仗一窍不通，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取悦南陈后主，在战争的关键时刻取得了军事要职。孔范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扬言说，在外带兵的将领都是起自行伍，不过匹夫之勇，自己却是深谋远虑，他人岂能比得上？将领们稍有过失，孔范就夺其兵权。陈叔宝更是谨小慎微、鼠目寸光之徒，对起自行伍的将帅心存疑虑，总怕他们起兵谋反，因此经常无故削夺他们的职务。
陈叔宝这种轻贤将重小人的做法引起了众位将领的不满，他们与陈叔宝貌合神离，在战场上不是消极应付，就是临阵脱逃。就这样，亲奸佞、疏贤将的南陈后主最终自食恶果，丢掉了大好河山，成了亡国之君。
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仅仅靠个人的能力是不够的，还需要别人的提携和帮助。而这个“别人”必须是正直且有实力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很好地辅佐你迈向成功，相反，如果是虚伪而无才之人，只能让你更平庸，更不要说什么事业了。
政治如此，商场亦如此，新东方的成功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多次强调，新东方的成功不仅仅属于自己，更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俞敏洪刚刚创办新东方的时候，缺乏资金，可以说新公司就是一个没钱、没人、没设施的“三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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