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韩氏的崩解并没有在河北路士民中引起轰动，也没有让徐泽的“高度关注”。
其人只是在知沧州事韩肖胄以举家欲要迁徙至沧州置业，援引“官守乡邦，著令有禁”“亲民官于令，罢任处不得寄居，及现任官不得于所任州县典买田宅”的禁令请辞时，大笔一挥，同意了韩肖胄的请辞。
这段时间，河北两路最热门的话题，不是百年大族安阳韩氏即将成为历史，也不是越来越深入的税法改革触及了多少人的利益，而是同舟社明春将要开始的开科取士。
最初，河北两路的士子对反贼组织的科举还不甚热心，或者说，就算热心功名，也不能表现得太急切，总要端起架子，表明自己的气节才行。
将这件事炒热的，是为了科举入仕而几近疯狂的京东东路士子。
因同舟社科考方案与赵宋相差甚远，徐泽特意让教曹提前放出相关细则，以让士子们预有准备，具体的考试时间定在明年春天。
距开科时间还有几个月，当河北士子还在讨论科举方案中的诸多不合理之处时，很多京东士子却已经带着行李跑到大名府，并在大名书院附近租房复习功课。
被徐泽晾了整整三年的京东士子得知同舟社开科后，立即爆发了建功新王朝，博取从龙之功的强烈事业心。
科举方案合不合理，今科有多少录取指标，“文综”和“格综”的指标又如何分配等等，统统都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同舟社终于要开科取士，愿意给没有完成同舟书院学业的士子们一条进身之阶，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
还想要啥？
指标再少，那也是河北和京东的“北地”士子们自己比，远比参加赵宋科举，同江南诸科举强路的士子血拼要强得多。
有琢磨这些乱七八糟问题的时间，还不如买了书院的教材抓紧时间研读，自己实在琢磨不会的，还可以申请到大名书院旁听授课。
从梁山书院建成开始，徐泽就保留了定期到书院讲大课的习惯，这个习惯从梁山带到到之罘，再带到诸城，又到了大名府。
虽然因为事务越来越繁忙，徐泽到书院检查的时间越来越少，但就算再忙，定期讲大课的习惯却是从未改变。
有志于出仕同舟社的京东士子对徐泽这一习惯自然不会陌生，提前几个月跑到大名府备考，就是为了近距离倾听徐社首的讲课，这可是相当于提前探知了考题范围啊。
就算社首不泄题，通过听课掌握社首的说话风格和个人倾向，也无异于增加了通过考试的筹码，能不积极吗？
京东士子的参考热情，让河北士子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原本就有些动摇准备参考的士子随即坚定起来，而最初不甚热心的士子，生怕被京东士子抢走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变得紧张热切起来。
没有辜负京东士子的热切期望，徐泽很快就到书院上了大课。
因为旁听的士子实在太多，大教室也坐不下，徐泽索性将课堂搬到了室外的大操场上。
授课的标题为《格物问道——学之根本》。
同以往一样，徐泽的授课深入浅出，却发人深省。
这次，社首重新定义了“学问”一词。
学问是什么？
学问从何处来？
我们需要怎样的学问？
徐泽强调学问学问，要学要问，既要学系统的理论的知识，也要学实践的经验。
在学懂了之后可教会别人的知识才能称为“学问”。
远古时代，人类茹毛饮血，同样的时间，谁能比别人狩到更多的猎物，采集更多的果实，就值得其他人尊重和请教，这人就比别人有学问。
后来，生产进步，人类开始种植、养殖，谁种的地好，养的猪肥，就是比别人有学问。
再后来，有了文字，有人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探索进行归纳和总结，并记录下来，这人也比别人有学问……
人类在不断演进，社会在不断发展，分科越来越精细，对“学问”的定义也变得越来越玄。
但本质始终没变，只有有益于文明发展方向的知识，才是真学问。
学问也有保质期，必须与时俱进。
春秋战国之时，百家争鸣，为何多年以后，仅剩下儒、法、道等寥寥数家？
不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焚了很多学派的书，坑的也不光是儒生），也不是独尊儒术。
虽然这些事确实与百家衰落有一定的关系，但最关键的还是这些“家”不能与时俱进，解决不了时代问题。
孔子教化弟子三千，周游列国十四年，其学问却始终不得诸侯采用。
反倒是其人离世多年后，儒家才登堂入室，并逐渐一家独大。
原因很简单，并不是什么“仁”，而是由其徒子徒孙改造后的“儒”符合了时代需求。
春秋战国之时，乃是大争之世，能够让本国变强，力压他国的理论，才是各国所需要。
所以主张“仁”的儒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就算门人再多，表现再优秀，顶多被人利用，却无法被人真正采用自己的学问。
而秦汉之后，天下一统，庞大的国土，持续的叛乱，维护稳定的压力越来越大。
维持上下尊卑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的儒家才有了市场。
而确保王朝大一统，避免思想混乱，就必然要求罢黜百家。
仅此而已。
赵宋是自古以来儒家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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