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头来说刘文静。虽然经历了失败、免职再复职的波折，脾气倔强的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对待裴寂的方式。上朝时，朝臣们讨论朝政，只要裴寂只要一表达看法，刘文静就会和他唱反调，而且是不管裴寂说的对与错，都一概反对，还经常顺便出言羞辱裴寂。于是，两人的隔阂越来越大，不可能再有当年在晋阳小城同榻而卧的那种感情了。
刘文静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心胸狭窄的表现，而且也明显有只顾个人私怨而玩忽国家大事的倾向。唐高祖看到眼里肯定很生气，很快产生了对刘文静的不满和厌烦。裴寂本人对刘文静的这种行为也肯定很恼火，但面对刘文静对自己的攻击，却是一忍再忍。他此事的表现让人想起“咬人的狗不叫”这句土话，他在等待机会收拾刘文静。
恰在这时，朝中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可能因为太子李建成的提示，唐高祖意识到李世民小集团的实力已经太大，要进行一些压制了。李世民从晋阳起兵开始，就处心积虑拉拢一些将领，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现在不仅功臣刘文静已经是李世民的私党，朝中高官萧瑀、屈突通也明显和李世民亲近（屈突通在李世民征薛仁杲时在帐下听命，被李世民拉拢为私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很有才能的人，作为秦王府的属僚，更是忠于李世民。加上李世民剿灭薛仁杲有功，威望日隆，势力发展更是迅速。这种形势如果继续下去，极有可能发展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对太子李建成形成不利影响。
唐高祖开始有意识地把李世民手下的一些精英人物调离秦王府，到其它地方任职。李世民对朝廷这样的做法很不满，但想不出什么办法来阻止。有一天，朝廷又要把李世民属下的兵曹参军杜如晦调任陕州总管府长史，时任秦王府记室的房玄龄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忙去找李世民，说：“我们这里虽然很多人被调走了，但大部分都不足惜。只有杜如晦这个人不同！他才能卓越、智谋深远，是王佐之才！如果您日后只想安安心心地当个亲王，那就用不着留他，但如果您有登上大宝、君临天下的志向，非得留住此人不可！”李世民听后大惊：“你怎么不早说？差一点就失去这样的一个人才！”于是编个理由上奏，把杜如晦留在了府中。这时候唐高祖也不会想把事情弄得太露骨，李世民要留住个别人在秦王府，朝廷还是会允许的。
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唐高祖也刻意不再给李世民立功的机会，转而使用其它人。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勾结突厥，进犯河东（今山西）一带，唐高祖调用裴寂去抵抗，结果大败，晋州以北城镇失守殆尽；接下来又发生了齐王李元吉弃守太原之事，导致晋州、龙门相继失陷。但唐高祖此时还是坚持任用败军之将裴寂，让他继续镇抚河东，仍不起用李世民。
如果刘文静在zzhi上成熟，这时就应当能看出来唐高祖和太子正在削弱李世民，而自己作为李世民的主要党羽，很容易成为被削的对象，这时候就应该加倍地小心谨慎、以免授人以柄。但刘文静不是这样，他不但一点也没有收敛，甚至还愈演愈烈。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刘文起一起喝酒，喝多了，不禁发起怨气拔刀砍柱子，大声喊叫：“总有一天，我要砍掉裴寂的脑袋！”正好那时候他家里闹鬼，于是弟弟刘文起找来巫师，在星光下披散着头发、口中衔刀来驱邪。大臣请巫师来做法的事情，在迷信盛行的古代是大忌，是历代皇帝所嫉恨的行为，很容易被扣上谋反的帽子。这件事情果然给刘文静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有个小妾，因为不再受宠爱，就怀恨在心，知道这件事情后她就让自己的哥哥上告官府，把刘文静的言行都辗转上报给了朝廷，说刘文静要谋反。
唐高祖接到了对刘文静的指控，觉得可以给他套上谋反的罪名，借机除掉他。这样一是为了免得他以后再惹自己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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