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副总就非常聪明，在一把手位置绝对稳固的时候，他从来都是避免处在二把手的位置：每当自己处在二把手位置上时，总要推上去一个新的二把手，把他放在自己和总经理之间，形成一个安全的隔离带。如果总经理是个雄猜之主，这种做法更无疑是一个完美的自我保护措施。
刘文静只看到了裴寂风光的一面，真是“只见贼吃肉没见贼挨打”，殊不知裴寂每天也会战战兢兢，伴君如伴虎！他自有他的难言之痛。所以，我们在遇到刘文静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象他那样痴迷于二把手的位子。
当时天下远未平定，还有很多的大仗恶仗要打。在军权方面，唐高祖更新任的还是自己的儿子。大儿子李建成虽然才能不凡1，但毕竟已立为太子，不再适合离开都城在外带兵；三儿子李元霸早夭；老四李元吉年纪太轻、且有些纨绔子弟习气，更重要的是领兵经验太少，很难立即担当大任。所以，此时征战的重任和立功机会难免就落到李世民的身上。薛举兴兵进犯泾州之时，李世民理所当然地带兵出征。
大军出发不久，作为宰相之一的内史令窦威去世了，加上李世民和刘文静两个宰相级的人物又不在朝中。唐高祖于是任命窦抗兼任纳言（窦抗和刚死去的窦威一样，都是唐高祖的“堂大舅哥”），黄门侍郎陈叔达也提升为纳言，做了宰相。
征讨薛举的战争，是唐朝的开国后的第一战。谁也没有想到，这第一战居然是唐军的一场大败，差点关中都不保，真是大不吉利！对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史书的记载是，李世民到了前线之后挖深沟、筑高垒，不急于与对手交战。但李世民在等待战机的过程中病了，只好委托刘文静代为指挥。李世民告诉刘文静“不要轻易出战”，但刘文静贪功心切，还是听了将军殷开山的话，主动出战而导致大败。这一战唐军损失惨重，血流成河。薛举甚至打算乘胜追击进逼长安，推翻唐朝。突然得了重病，才撤军了。
李世民战败回京，唐高祖心中十分焦急气愤，但他没把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而是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把刘文静以前受封的爵位食邑也剥夺了。有的史家认为，这时不排除李世民他们在玩“丟車保帅”的把戏。他们认为这一仗是李世民指挥失误导致的失败，事后由刘文静主动站出来为领导背了黑锅。因为李世民是刘文静等“秦王派小团体”的头子，李世民要是被撤职降职，倒霉的将是一大片；如果刘文静站出来替李世民承担了责任，只要李世民不倒，刘文静就还有机会。如果史实真的如此，那么刘文静聪明到底是聪明，导致他日后灾祸的确实只是性格方面的缺陷。
在朝廷对刘文静进行削职削封的处理时，裴寂是什么态度，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史书未见记载。但可以想像，他应该是高兴的。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刘文静最郁闷的一段日子了，眼见得裴寂依然意得志满，而自己却窝囊得做寓公，心中的不平更是与日俱增。好在李世民的地位没有受影响，武德元年的中秋前后，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gao）继立（老天爷及时要了薛举的命，给了唐王朝喘息的机会）。李世民再次率军，征讨薛举的儿子薛仁杲，刘文静也得以第二次随军出征，得到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一次出征，李世民吸取前一战失利的教训，养精蓄锐，坚壁不战，先与敌军对峙六十多天，把敌人的粮食消耗殆尽。于是敌军将士开始上下离心，意志涣散，甚至开始有一些部将相继率部投降。李世民一见战机成熟，立即展开攻击，薛仁杲无力应战，部队四散溃逃。十一月，对手薛仁杲见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唐军俘获敌兵万余人，男女百姓五万余口，薛仁杲被押至长安，唐高祖令斩首示众。
这次得胜还朝之后，朝廷自然要lùn_gōng行赏。李世民在朝廷上力挺刘文静，说他在本次征战有大功，唐高祖就把刘文静的爵位封邑都回复了，还任命他担任民部尚书（后来的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兼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但原来的宰相位置――纳言这个职位，刘文静却再没有得到。李世民也受到封赏，受封太尉、陕东道大行台，蒲州及黄河以北各府的兵马都受他指挥。
这段时间里发生的大事，为了以后述事方便，有必要提几句。李密因为败给了王世充，投降唐朝，李密的手下魏征也跟随降了唐，于是唐高祖指令魏征去收服徐世勣。徐世勣就是徐懋功，他权衡之后也决定降唐。这个人比较会做事，他命人登记好所辖郡县的户口、士兵等资料之后，没有直接上报朝廷，而是交给李密，再由李密转交给朝廷。这样既照顾了旧主的面子，还实现了归顺唐朝的目标。唐高祖听后感叹道：“徐世勣不违背道德，不希求功劳，真是个好臣子呀！”赐他姓李，负责管理虎牢关以东地区，从此徐世勣改名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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