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重农学派很早就觉察到了“剩余价值”这个东西。
也即,从“生产”切入,更容易发现问题的本质,毕竟农业也是一种生产,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
应该说,大顺此时整个帝国的经济基础,依旧是以农业为核心的。
但是,大顺这些年的“内外分野”政策,使得新思想的策源地,被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只考察这个范围之内,并不是以农业为核心的,而是以工业生产为核心的。
由是,才能让刘玉从“生产”的角度,去切入。
他当然不能大谈特谈剩余价值,但他从一开始在引领资产阶级的学说时,就避开从流通领域切入,而是从生产的角度切入,这也使得大顺这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继续发展下去,很容易就捕捉到资本增值的秘密。
故而,在这个时代,刘玉只谈生产,只谈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正如老马讽刺的那样:
重农学派的观点,认为一切价值都源于土地。而工业、商业,实际上吊毛没干,并没有这个价值上增加任何新价值,只是把提供给它的价值以另一种形式作为等价物归还。
这就很容易得出个结论,既然工业、商业,既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等同于吊毛没干,那么还管工商业干啥?让他自由地发展去呗,自由竞争、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就行了呗?
只要管好农业这个“唯一产生价值”、“一切价值之母”的东西,只要只收农业税,剩下的工业商业随意发展就好了。
于是,资本家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努力的资本家。因为按照重农学派的观点,工业、商业,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价值,全都是在为土地拥有者忙活的,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全不为己、专门为地主,这还不高尚?
正像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这个讽刺,放在大顺也是一样的。
既然说,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是正确的、大义的、有利于社稷的、国富的、民强的、武功卓越的……
那么,资本家也可以是如此的高尚,他们成为了仅仅为了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了江山社稷、为了万千百姓、为了国富民强的资本家。我努力,可不是为了我自己啊,我是为了陛下江山、为了万千黎民、为了国富民强,含泪赚钱。
我雇佣雇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生产、为了让国民财富总和增加、为陛下分忧解难安顿流民……当然我赚到了钱,但这只是副产物,就像是士绅收了租子也只是安稳佃户的副产物……
这样,格调不就一下子高起来了吗。
也就使得新兴阶层,获得了“大义”。
当然,这种“大义”的获得,需要一整套的论证。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第一句: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而之后的展开,则是由英国那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已经发展起来了;封建贵族势力,却依旧把持着政治;英国自身的重商主义政策、专营制度等,严重制约了新兴阶层的下一步发展。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向英国那时的贸易政策开炮,是为了推翻英国那时的重商主义政策,层层论证,证明自由贸易才是正确的、重商主义是错误的、英国的政策是有问题的。
而刘玉,沿用了国富论的第一句话。
但之后的展开,也是由大顺此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新兴阶层的力量,发展的还不够强大;大顺这边对于工商业发展,还有疑虑;大顺打赢了一战、成为欧洲这些年重商主义和殖民主义贸易体系的受益者;改革还在继续,发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于是,之后的展开,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层层论证,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
大顺……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甚至说,重商主义,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
正如老马所讽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只消费不生产的食利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他们就会崩溃”。
魁奈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农业是多么的重要,是唯一的价值来源,工商税都是无意义的,直接取缔工商税只收工业税,让科尔贝尔滚蛋,让工商业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而大顺这边此时的这一套东西,也是类似,证明了“新兴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改革是多么的正确、江山社稷需要产业不断发展才能稳固”。
但实际上,刘玉又对后续的改革不报任何的期望。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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