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这边，则是以“生产”为切入点的——自古很浓的重农轻商传统，这个重农轻商的本质，是重生产，轻流通和投机，并不是望文生义地理解成只重视种地。
而“生产”，就又和刘玉一直在说的“国民财富的总和就是生产的总商品”相连接的。
大顺也好，更早之前的王朝也罢，都是重视生产的。
重农轻商……这种望文生义，类似于对旧时的“农家”的理解一样，以为人家是搞种植技术和种子杂交的农学系，实则人家是要搞“以国家的意志，确保流通无法盈利，使得每个人的十足的劳动，都能交换十足的劳动的成果，而不是我十分劳动，换了个八分劳动的东西”的空想。
同样的，重农轻商，其实就是重生产。历朝历代，可有不鼓励织布的？织布可不是农业，而是标准的手工业。
是以，大顺这边的整体环境、自古以来，就是重视生产。
轻商，不是轻工商业，是轻金融业、轻投机倒把、轻物流转运、轻商业流通。
工和商，是分开的。
所以，刘玉的变革思路，一直很明确：制造一种“剥离工商”的假象。
所谓剥离，是指发展工业，但依靠扩大对外贸易不动本土的旧格局，使得“商之乱”的影响，减到最小。依靠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既扩大工、又扩大商，但又把商人对传统社会的冲击减到最小。
再依靠“国民财富总和”这个和传统的“生产”息息相关的概念。
以及大顺特殊的朝堂平衡体系，让那些非科举出身的另一半朝中人，在工商业上发财，并且制造“他们很重要”的道义。
如同重农学派，让一群封建老爷支持一样；刘玉这边的政策，也让大顺的一群封建老爷，成为拥趸和传播者。
但实际上，却是在大顺这个封建王朝下，执行了极为激进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改革——比如残酷的两淮盐改、暴虐的川南井盐改革，就算是资产阶级已经夺权，只怕也搞不出这么激烈的改革，靠着残酷的镇压，愣生生摧毁了两淮的盐户小生产者模式和川南的地主租佃土地金模式，直接搞了大顺的盐业“托拉斯”。
当然，刘玉在大顺这边的“外衣”，既不是重农主义，也不是自由贸易，因为大顺的经济基础，既不和法国相同，也不和英国相同。
重农主义，推倒到最后，那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只收农业税，剩下的税种全部取消，工商税一点不收。
显然，这和大顺皇帝支持改革的出发点就相悖：改革的目的，是对外贸易赚钱，钱入国库和内帑是靠税收、专营权、垄断权、关税拿到手的。只收农业税，取消工商税，那为啥要发展工商呢？
再说了，只收农业税，却要做到土地清查、按亩计税、无人优免、取缔劳役、募役雇佣等等重农主义政策，大顺要是能干成这个，干嘛还要去搞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呢？
要是能做到这一点，那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均田第一仁政，土地十而税一不就完事了？
而自由贸易……
只能说，别看刘玉在欧洲叫的凶。
可大顺是真没脸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
都不必提大顺的诸多海外贸易政策、对日专营权的强加封建义务等等。
就说大顺有着此时全世界最为自由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地契买卖，官方承认，子孙世袭、土地完全的排他性所有权、此时全世界几乎唯一没有公地和村社所有土地的国家……可实质上在很多地方，却实行着越发严格的禁止商人买地囤地的政策。
在大顺，刘玉把改革，浓缩成“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此为目的。
剩下的，皆为手段，不管是重农、还是无形之手、还是官营经济什么的，都是为这个目的而合理的手段。
而军事强盛、舰队纵横等等，都可以视作“国民财富总和增加”的结果，而并不是与之地位对等的某种最终目的。
故而，这种浓缩，在先发地区，新兴阶层，使得许多过去被认为不对的做法，具备了合理性。
比如，地主强制收地、要求退佃，自己雇人种桑养蚕，就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比如，一些地区的官员，开办煤矿，兴办矿业，也可以说这是为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
等等、等等。
围绕着这个“正确”的目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产业，发展起来了。有些是有容克转型味儿的、有些是封建官营的、有些事民间资本的、有些是强制劳役的、有些甚至是行政权下垄断专营的……
而这一切，都在为大顺的新时代，快速地创造物质基础。
同时，这一套理论，也为日后大顺的一些先进思想，埋下了伏笔。
正如法国的重农学派，是以法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农业为切入点。
而英国的一些学派，是以英国此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以流通为切入点。
而如老马所言：【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它在流通中实现】。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就是说，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是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
重农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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