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和天启朝就有的矿税，商税，布税，茶税，丝绢税，市舶司税，通过税等等税，总之这一切到崇祯的时候全被众正盈朝的东林党取消了。
如今的崇祯帝也是进退两难，国家财政崩溃，就只能加大对农民的税收，如此灾年，加大税收，在各级官员层层盘剥加码之下，只能是官逼、民反！如果转头学习天启哥哥和万历爷那样在士大夫阶级头上收税，那就肯定是群体反弹，这些笔杆子摇起来，一个“夏桀商纣”的昏君名头是跑不了的，而且自己只手难敌众手，随着朝廷震荡，在这些宗室、官僚、大地主、大商人联合攻击下，自己说不好还有下台的可能。
古代君王称孤道寡，可不就是这样？孤家寡人一个，崇祯也就只能依靠自己身边的家奴了，比如那些太监。
虽然国家财政崩溃，但日子还是要过的啊！在朝中大臣的异口同声之下，崇祯无奈下达了增加田赋的征收政策，当然了，这些税收自然还是加到大明广大自耕农身上。
总之，崇祯登基以来，为了避免大明江山的崩溃，前后下达了三饷征收，照理说朝廷最高时期岁收入应该达到2100万两白银。
但2100万两只是纸面上的预算，实际征收到的不足六成。其中大量税赋被各级官吏和土绅侵吞漂没，大明各地拖欠朝廷税款更是司空见惯，比如以崇祯6年为例，单单盐课税收就欠到320万两，官绅名下的田赋更是大部分收不上，著名的一省一年才十几两的茶税就不说了，而农民是加剧破产。
所以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户部的太仓库)，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钱二三百万两，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国朝就这点收入，其中光是每年辽饷就要支出三百六十一万两。
说来崇祯皇帝登基以来，也是有过一次致富的机会的，那就是没收魏忠贤的财产。但这笔财产也就一百多万两，在国朝入不敷出的巨大财政压力面前，在飘摇的江山带来的巨额“无底洞”般的军费支出面前，那点家产早就被文臣掏个精光，即使崇祯是一国之皇帝，这小日子也是苦苦的熬着过。
既然国家财政开源是没路走，崇祯那也就只好节流了。本来大明朝有相当发达的驿站系统，为了节省每年区区三十万两白银的费用，被崇祯皇帝下令裁撤了。而这下岗职工中就有一个叫“李自成”的东西。
今年在清兵入关表现赎职的宣大总督梁廷栋，后来被朝廷沦为大辟之罪。他曾议修宣镇楼台墙垣二百多里，不过前后算下来，这工程需要本色粮二十三万四千余石，盐菜银十五万六千余两。朝廷户部认为本色折色皆无从措办，最后只得作罢。十多万白银，只相当于江南富裕中户的资产，但朝廷硬是拿不出来，国防设施维护费用拖欠，无法御敌，结果清兵入寇，总是从宣府入关。
从这点上来说，梁廷栋冤吗？现在连崇祯都认为确实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卢象升任宣大总督，在巡视山西边防后给朝廷的报告，崇祯已经收到了。
大厅里，神色郁郁的崇祯又重新在龙椅上坐定，旁边的宫女赶紧奉上新的热茶，他呷了一口热茶，又回忆起卢象升的报告。
卢象升报告里，在他就任宣大总督后，所见所闻简直是触目惊心：困窘的边军们典衣卖箭卖兵器是常态，鬻子出妻屡见不鲜，有些不愿离开故土的兵士是每天沿街乞食，不愿等死的就是离伍潜逃，军营里军士集会私下偶语，发泄不满，这还是小事，公然噪喊以示抗议是隔几天就有。
当卢象升校场阅兵的时候，时寒冬腊月，北风刮骨，站队的军兵们大都馁而病、瘦而羸弱，不要多长时间，军兵们便纷纷冻僵而倒地。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绔者，有少鞋袜者···。
奏折上云：“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往时见臣督临，犹跪路跪门，纷纷告讨。此番则皆垂首丧气而己。彼其心岂不甚苦，势岂不甚危，情岂不甚迫?盖知臣无以应之，讨亦如是，不讨亦如是，故付之含泪不言耳。微臣知此，亦不觉泪从心底出也。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
卢象升的报告描绘的栩栩如生，连崇祯看了也鞠一把泪。最后，卢象升的报告提出的建议是：大力屯田。但是对于国朝为何会出现这种弊病，卢象升却是一字未提。
崇祯好不容易回过神来，轻轻甩了甩头，用手揉了揉太阳穴，又从一个深红色的玛瑙雕刻的双龙护日镇纸下拿起来一张今日由内阁进呈请旨的奏折。
这个奏折上报告的事情也简单：年底到了，由于各地流民云集京师，而每日饥寒冻毙抬到化人场的尸体都有二百具之多，由此内阁奏请圣上，请放京通二仓，以赈济京师流民。
崇祯头痛欲裂，底下这些大臣说的轻飘飘的，嘴皮一动，就捞到了为国为民的“仁名”，占了道德的大义，开口就是开仓！赈济！难道朝廷的钱粮都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崇祯清楚的记得今年户部的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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