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托梦”，虽然是一件令慈安高度敏感的事情，叫她本能地生出警惕甚至抗拒之心，但是，“托梦”的具体安排，却完全不损害她的利益；相反，表面上，还大幅度向她让渡利益——慈禧离开政治中枢，“两宫垂帘”变成了事实上的“东宫垂帘”，整整一年，国家的最高权力，由慈安独揽。
权威的竖立、巩固，同掌握权力的时长和连续性，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常情况下，大政离弃一年之久，回来之后，就算不至久假不归，但上、下必然生出隔膜，短时间之内，难以令行禁止，指挥如意；同时，这一年，下头只秉承“东边儿”之命做事情，“东边儿”威权独重，如此潜移默化，此消彼长，一年之后，必然是东风压倒了西风。
所以，表面上，这个“先帝托梦”，是不折不扣的损西益东。
慈安倒未必愿意受此莫名其妙之益，但至少，不管她相信还是不相信慈禧的这篇鬼话，都不至于因为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受到威胁而坚决反对相关安排。
那么，出居天津，既然是“损己利人”，副作用如此之大，慈禧为什么还愿意做呢？
第一，自然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生孩子的去处，不得不行。
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慈禧认为，“损西益东”，只是此事之皮相，实际上，自己的那份权力，并不会真的转移至慈安手里，一年之后，自己回宫，一定可以迅速恢复目下两宫并尊、无分轩轾的局面，自己的利益，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损害。
原因很简单：慈禧是了解慈安的，这个姐姐，根本没有独自掌握大政的能力，也根本没有独自掌握大权的**。面对如山之重的责任和压力，这一年三百六十天，她大约天天都会盼着自己早一天回到北京。
还有，她提出了一个看折子的新安排。并已经慈安首肯了——她出居天津的这一年，所有的折子，一律一式两份，一份用黄纸，一份用白纸。黄折子经内奏事处递进后宫，慈安看；白折子经外奏事处，递军机处，或者直递朝内北小街，关卓凡看。关卓凡看了折子，拟出意见，标注明白，“叫起”的时候，一一替给慈安剖析明白，慈安觉得中式的话。就照如所拟，或留中，或下发；不中式的，慈安自作主张。
这个安排，表面上是替慈安“分忧”，事实上，关卓凡在这个安排中，是一个慈禧的代理人的角色，慈禧的权力，由关卓凡代行。“西边儿”的大权，由“西边儿”心目中的“自己人”掌握，并未移替至“东边儿”。
还有，慈禧是知道慈安的。关卓凡拟的意见，慈安绝不会认为“不中式”，必是尽数“准如所拟”，绝不会“自作主张”，则如此安排，同两宫并坐于养心殿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
当然，这里边儿，有个至关紧要的前提：这个代理人，必须是真正的“自己人”，必须对慈禧百分百的忠诚。不然，大权虽然没有移替至“东边儿”，却移替至这个代理人手中了，如果他生出什么二心，一年之后，一样会有大政久假不归的危险。
那么，“他”是真正的自己人吗？“他”，会对自己忠诚无二吗？
这个念头转过之后，慈禧不由微微一笑：这还用说吗？
一直以来的一切一切，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包括这一次选择出居的地点时，他提醒自己：“距离中枢，不宜过远。”
似乎没有什么可以犹疑的。
但是，关卓凡，真的可以百分百信任吗？
应该说，慈禧是中国历史上最聪明、最能干的女人之一，不过，这个时候的慈禧，年纪毕竟还轻；还有，再聪明的女人，在爱情中，大约也会有她的盲点。
慈禧以为，她的怀孕，纯属意外。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根本不是什么“侥天之幸”，而是关卓凡处心积虑、筹谋已久所致。
此事关键的“胜负手”，是玉儿。
关、慈二人交欢之后的避孕，一向是玉儿负责的。
避孕的具体方式，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法在此形诸笔墨，能够说的是，这个时代的妇女避孕，如果不想对身心健康和生育机能造成永久的损害，只能采取有限的物理手段，既不可靠，又非常依赖操作者的“技术水平”，若有人有心上下其手，是颇有机可乘的。
关卓凡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人”。
他早早地就开始在玉儿身上大量“投资了”：
玉儿的父亲苏赫，初入仕途之际，办差的时候，不慎摔瘸了腿。一个包衣，年纪轻轻身子就残废了，本来是一辈子也不会有出头之日的，但关贝子大手一挥，一日之间，苏赫便从做了十几年的九品笔帖式的位子上，连升四级，变成了正七品。之后，官符如火，过不多久，便升一级，此前，已升了正六品的主事，成为正经的“司官”了。
玉儿的哥哥苏达，本来在内务府做一个“半分庄头”，前文说过，这是一份很没有前途的工作，一不小心，就会挨鞭子，甚至沦为壮丁。关卓凡先将苏达调入轩军，不久之后，又从轩军调了出来，做了自己名下十几个庄子的总管。从半分庄头到王庄总管，苏达兜了一圈，从地下爬到了天上。
玉儿自己呢？已经降了懿旨，指婚给一等男爵、直隶提督、松江军团第四师师长姜德。虽然尚未过门，但喜儿、小熙等小姐妹，私下底一见面，就追着喊她“夫人”，弄的玉儿又羞又喜，假装生气也装得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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