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昭帝时，历任大将军(霍光)都尉、中郎将、水衡都尉、后将军，将军击败武都郡氐族的叛乱，出击匈奴，俘虏西祁王。汉昭帝死后，参与霍光尊立汉宣帝，封营平侯。后任蒲类将军、后将军、少府，神爵元年，汉宣帝用他的计策，平定羌人的叛乱，并进行屯田。次年，诸羌投降，赵充国病逝后，谥号壮。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
主要战功有：
公元前99年，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酒泉攻击匈奴右贤王，被匈奴大军包围，其带百人开道突围，身负20多处创伤；
公元前80年，率兵平定氐族叛乱；同年，击破匈奴进犯，斩九千人；
公元前72年，匈奴进攻乌孙国，其率军3万驰援解围；此后率军于边境屯田，震慑匈奴；
公元前61年，以73岁高龄率军1万前往西域平定羌族叛乱，击破羌族军队，并力排众议，以屯田之策彻底解决羌族问题。
赵充国善于治军，爱护士兵。行必有备，止必坚营，战必先谋，稳扎稳打。在平叛战事中，他坚决采取招抚与打击相结合、分化瓦解、集中打击顽固者的方针，能和平解决的，决不诉诸武力，这完全符合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时他的主张受到朝廷大臣和宣帝的一致反对，但他明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终于为宣帝和大多数朝臣所接受;其次，他的留兵屯田之策确为深谋远虑之议，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因此他不仅是一代名将，而且是享有盛誉的军事家。
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他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表现在晚年，七十三岁时，主动领兵出征，七十九岁凯旋回京，以如此之老龄，顶风冒寒，坚守边境，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也许与此有关，他在征战中过份强调“穷寇勿迫“，因而曾放弃痛歼先零羌的战机。从临时指挥的角度讲，显然是教条主义，但他仍然是资高历深的将军，所以退休之后朝廷每遇边防大事便请他参加谋划。去世后，宣帝以他功高盖世，在未央宫中画了像，供人瞻拜、纪念，成帝刘骜继位后，又命黄门侍郎杨雄在画像旁题诗赞扬。
“你妹哟！”鲍鸿见状，却是惊讶道，“难道最近大汉的局势不行了？怎么一下子出了这么多大汉的名将？”
“你好意思说？”系统不屑道，“自己把陈平、霍光什么的都截胡了，现在跑过来说大汉是不是不行了，你要脸不要？”
“…………”鲍鸿闻言，却是无言以对。他可不会傻逼的说是系统你主动给我的，要这么说，系统妥妥的借机说那好，这次就不给你了……
“……”见鲍鸿不上当，系统也没有继续扯皮。
“前朝乱入第三名武将，古蜀国五位大力士（五丁开山）——统率42，武力85，智力41，政治22，力士：武力+10。”
蜀地文明自岷江上游冉族和羌族兴起，从原始氏族部落开始，后来发展起来的土著冉族取代了羌族在蜀地的优势统治，兼并了数个其他部落。多族经过长期的部族融合，变为蜀族，并转型成奴隶制国家。
蜀国由蜀族人鱼凫氏建立第一个蜀国开始，经历了望帝杜宇建立的杜宇王朝，到蜀王杜芦（开明氏）瓦解，共十三位君王在位，存在七百二十九年。后人称作古蜀国。
古蜀王国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时代，到有文字记载的商、周时期，一直与中原文明暗通一线，但从后来的记载与地理环境上看，始终与北方相邻的秦国隔绝。从历史文献和地脉情形推测，由于秦岭天堑的阻隔，蜀地与中原早期的交往应该是从两北绕经白龙江、西汉水谷地，然后再辗转至甘肃一带，最后东下入中原腹地的。只是周人东迁，甘肃一带沦为戎人之地，这条命悬一线的通道就此断绝。因此，东周以后，尤其是战国时期，秦、蜀两国之间想要取得实质意义上的联系，直接打通秦岭、龙门山脉的阻断，就显得势在必行了。然而，要想从正面打通秦、蜀之间的通道，在龙门山脉与秦岭天堑的绝壁沟壑间凿石筑路，其工程之艰险，耗费之巨大，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为此，两千多年来，这一过程始终被蒙上了一层神秘幕布，留下了充满神奇和荒诞色彩的传说。
战国中后期，秦惠王见古蜀第十二世开明王朝国力衰退，蜀王荒淫无道，便欲伐蜀，但苦于崇山阻隔，无路可通。大约秦惠王深知蜀人有崇信巫术鬼神的迷信传统吧，于是心生一计，请人凿刻了五个巨大的石牛，以赠送蜀王。秦王派人在石牛尼下放置黄金，每头牛还像模像样地安排了专门的饲养人员。蜀人一见之下，以为是天上神牛，能屙黄金。蜀王大喜，便派国中五个有移山倒海之力的著名大力士，开山辟路，一直将石牛拖回成都。这就是“五丁开山”的传说，而这条拖送石牛的道路，就是古金牛道，亦称剑门蜀道的最初的来历。
古巴蜀由于农耕条件的优越性以及相对封闭，战火较少，农业经济发展很快，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手工业、林业、渔业水平进一步提高，尤其是盐铁制造比较繁盛，一直到汉代仍然如此，这一点在重庆三峡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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