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李小虎倒是没让我干活。我在他家吃了三顿饭,晚上就睡在磨房里。这让我长生了错觉。我还以为他们会这样养我几天呢。可是,我的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就是痴心妄想。
第二天早上三点半,我就被叫了起来。我和他一起工作。我们的工作是:把几百斤红薯干用粉碎机粉碎,然后过滤,沉淀出粉芡。
由于第一次干,许多东西又不太懂,那粉碎机又轰轰隆隆的震耳欲聋,李小虎不得不对我大声吆喝。可是,我是一个没起过早的人,第一次这么早起来,只觉得头重脚轻,干活压根就打不起精神。
虽如此,但是端人家碗,数人家管,只得硬着头皮忙完这忙那,忙完那忙这。那粉碎机把红薯干粉碎以后,经过过滤,沉淀出来的粉芡分别放在五个大缸中。
缸中的粉芡需要狠命的用棍子把它们搅匀,然后再沉淀,沉淀后再将淀粉上面的水舀出来换新水;换完新水后还要用力搅匀,然后再沉淀,再换新水。
这些重活原来是李小虎自己干,他老婆给他打下手。可是,我不是人家雇来的吗?于是,脏活,重活,累活全落在我肩上。我可是一个在家没出过重力的人,猛然之间干这么重的活,确确实实有些招架不住。
这些活干到九点钟就结束了。然后吃早饭。按说吃完早饭后李小虎本来可以让我睡一会,一来休息休息,二来补一补昨晚的觉。可他没有,他还让我帮他砸粉坨子和晒粉面。而他自己回家睡大觉。
我本来打算干一段时间,挣点车费,再买套新衣服回家的。可是,从早上三点半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十点钟才睡觉,我感觉太辛苦了。况且,工资又不高。
我甚至觉得,吃这样的苦,还不如在外流浪呢。所以,干了五天后,我就跟他说不想干了。他问我是不是感觉太累了。我说是。
可他说我要真走的话可以自己跟他老婆说。他说,如果我走了,他只有让他老婆给他打下手,而她还有一个两岁的孩子需要照顾。这样,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确实有点残酷。她该又在他面前唠叨了。
我说行。就找到他老婆说了要走的事。那女人也不好说什么,但却只给了我五块钱工钱。这有点违背了我的本意。
虽然刚来时李小虎和我谈过条件,但我想他很可能会因为同情而把工钱全部结给我。这样的话,我也许能回到家。可是,我又是一个极爱面子的人,只是心里这样想想,嘴上又不好意思说。
即便我想说,但一想起刚来时答应人家的条件,就只有把想说的话咽回肚里。按说李小虎当时那么缺人,我可以主动和他谈谈条件,然后继续在那里干下去。
我可以向他要求,九点下班吃完早饭后先睡上几个小时在干其它的活。可是,我却没有找他谈。一方面因为我从小就性格内向,不善也不想主动和人谈话;另一方面是我又想到了混票。
如果能混票,虽只有五块钱,我照样可以回家,何苦在这里看别人的脸色。
有了这些想法,我就没再提想留下,也没再提工钱的事。
还好,那李小虎老婆还让我在她家吃了早餐。吃完早餐后,我就拿上行李,离开小李庄村,向郑州火车站走去。
我在这里应该向读者谈谈我的行李。我其实在离家出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想到在外面这么长时间,所以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我所带的只是一些能证明那篇《出墙红杏》是我写的一些写作提纲以及一些灵感的碎片,还有一本巴金的《家》。
可是,到现在为止,那本《家》也不知何时弄丢了。我那个绿色的薄布包里只剩下几本教案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碎纸片儿。当然有人要问,那你在人家家里就不换衣服吗?换是换,不过换的衣服也是人家李小虎的旧衣服,等自己的晒干了再还给人家。
那天离开他家时我又穿回了自己的衣服------也不算是自己的,那件米黄色的旧夹克可是预制场那个小混混的。
就这样,我依旧穿着那件小混混的旧夹克,手上提着那个装着小说提纲和灵感的布包,向郑州火车站走去。
走在路上我在想,这回混票可要混到南阳。以前在家时常听老人讲,南阳离家只有一百多里地,就是走着回去也快。
可是,到了郑州火车站,却没有直发南阳的车。而我又不知道哪趟车经过南阳。向车站的人打听,人们说没有车经过南阳,但有车经过信阳,属京广线。
“去信阳也行,”我想,“以前在家时听收音机里河南电台天气预报时,播音员老是喜欢这样说,南阳,信阳,驻马店三地区晴天有多云,或者怎么怎么,信阳离家肯定比郑州要近,不然天气预报怎么会把这三个地区往一块扯。
但是,我是想混票的,买到哪里才能到信阳呢。我刚开始没有看售票厅的班次,就向售票员要了一张去xx的票。她还没开始打票,我抬头一望,看见售票窗口的上面写着“新郑四元”四个字。
“说不定我要买的那个地方不到信阳,新郑才到呢。”想到此,我急忙改口道:“对不起,我不买去xx的票了,我要一张去新郑的票。”
“这样不行,我不能给你打票。你刚刚说好的去xx,怎么又要去新郑,是不是想混票?”售票员说到了我的心里,我嘴上哪里肯承认:“不是------,我本来要去xx看一个朋友,后来又想去新郑看另一个朋友。”
售票员一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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