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夫只要回想起李晓峰进行的那次政治赌博，就觉得不可思议。他完全无法理解某人为什么敢这么赌，难道某人真的是经济天才，真的能看穿资本的本质？
说实话，李可夫既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相信某人有这种天才，这种恐怖的看穿事物本质的能力，之前恐怕只有马克思才有吧？如果承认某人有这种能力，岂不是要承认某人有成为下一个马克思的可能？而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说某仙人就是正儿八经的接班人了？
李可夫是坚决不愿意承认的，因为他的好基友跟斯维尔德洛夫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布哈林比小斯还小三岁，完全可以跟小斯一争长短。而如果李晓峰有这种恐怖的能力，以他跟小斯的关系，那等于是给小斯接班大大的加分了。这让李可夫如何能忍？
可问题是，不承认李晓峰的能力，是需要有真凭实据的。就算要抹黑某人，也得有把柄不是。可是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李晓峰几乎就没有犯过任何一点儿错误，一直坚定的站在列宁那一边，并且在每一次即将发生转折的时刻，这位都会无比正确的选对阵营。这么完美的履历根本就没办法下黑手啊！
李可夫敲了敲脑门，对于即将到访的某仙人表示十分无语，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一定会想办法给某人找点别扭，可是却没有任何下手的借口。甚至外交人民委员会还欠某仙人的不少人情要还，这就让李可夫愈发的头疼了。
外交人民委员会为什么会欠李晓峰的人情呢？那还得从头说起，苏联建立之后。随着党内争论愈发激烈以及彻底摆平一切反革命份子的现实需求，肃反就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
肃反一度在当时有扩大化的倾向，契卡几乎成为了全国的梦魇，不断地有间谍、特务和对国家和党心怀不满的反革命份子被揪出来。其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重灾区就是外交人民委员会。
本来也是，搞外交工作的，怎么可能不跟国外有接触？可是这些哪怕最正常的接触也经不起国内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诋毁.那一段时间外交人民委员会几乎是被各路“狗仔队”用放大镜审视，稍微说错了一句话。哪怕只是一句无伤大雅的牢骚，都有可能被契卡请去喝茶。
而那时候长官契卡的明仁斯基真心是个混蛋。放任手下的人胡折腾。一时间外交人民委员会是鸡飞狗跳，所有工作人员全都是人心惶惶，几乎到了朝不保夕连正常工作都无法开展的境况。
在这个时候，敢于将契卡嚣张气焰打压回去的就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在1924年进行了改组）。作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李晓峰可是为不少被打为反革命份子的人洗刷了冤屈，几乎是硬顶着契卡和内务部迫使肃反没有全面的扩大化。
那一次行动，李晓峰也被认为是在冒险，是拿政治生命开玩笑，毕竟肃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同时点头同意了的事，那时候谁敢反对？可李晓峰不光是反对了，还反对成功了，他不光将一票备受迫害的老革命――比如前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比如曾经的红军英雄恰巴耶夫和米罗诺夫。从黑牢和劳改营救了出来，并且还没有因此得罪列宁和托洛茨基，反而还让这两位导师认为某人是党内唯一敢说实话的人！
说心里话。当时李可夫是惊掉了一地的眼镜――尼玛，这样也可以？
总而言之，李晓峰那一次也赌对了，而这些回回正确的光辉历史实在太吓人了，这让很多不喜欢某人，甚至对某人恨之入骨的人心理压力不是一般的大。作为某人的政敌。当你面对一个永远正确的对手时，那种徒劳感和无力感真心是折磨人。以至于会让你生出一种某人永远都无法战胜的感觉！
李可夫很讨厌这种感觉。但是却没办法驱除这种感觉，在这种心理下他跟李晓峰的每一次会面压力都颇大。那么李晓峰为什么要去见他呢？这涉及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招商引资。
虽然在二十年代早期，列宁为了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提出过这方面的设想，希望能够用国外的资本带活国内的经济。不过当时反对的意见很大，托洛茨基就认为这是变相的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强烈地抵制。到了后来，因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这个政策其实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到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随着外部的封锁被解除，相关的话题又回来了。而积极倡导吸引外国资本的代表人物就是李晓峰。
李晓峰这一回是拿托洛茨基全面发展工业的，尤其是要重点发展重工业这个路线当幌子了。他提出：“要实现全面的工业化，就必须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而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农产品滞销导致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引进外国技术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另辟蹊径的完成二五计划（从1925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历史上是1928年）的目标。引进外资，用合资的方式获得外国的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路子……”
李晓峰当时把托洛茨基气得吹胡子瞪眼，这跟他主张的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是相抵触的。尤其是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国内，这在他看来简直就是放狼入羊圈！最让托洛茨基生气的还是某人打着振兴工业的幌子说这番话，这简直就是在打他的脸。
可是被打脸了托洛茨基还没有太多的办法还击。因为当时苏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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