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旻做了玄真观的道长，他自己本身就是个大高手，做了道长之后，这武川镇里除了武川镇军，谁也不敢得罪，他按照凌皓的指示，借助道观作为掩护，暗地里将洛邑城中的流民子女和奴隶子女们集结起来，给出了极为优厚的条件待遇，而他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将来在凌皓需要攻占洛邑时为凌皓提供便利就足够了。
而反观凌皓开出来的待遇，简直前所未有，惊世骇俗。
第一，加入道观的男女，都能免除前三年的税务，可以自由出入武川镇的任何地方。
第二，他们的家人可以获得在武川镇的土地经营权，只要是在武川镇的地域范围之内，他们的家人想做什么买卖都可以。
第三，奴隶的子女加入道观之后，凌府会尽一切努力将他们的奴籍消去，让他们踏入庶民百姓这一普遍阶级。
说起古代的户籍制度，真是让凌皓感到一阵头大。
一般来说，户籍分为四等。
第一等是贵籍，一般以世家大族为籍，第二等是良籍，便是普通的老百姓，第三种是商籍，顾名思义便是行商之人，第四等是奴籍，就是奴隶身份，一旦卖身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奴籍，除非主家开恩，舍得给官府一大笔钱，第五等便是贱籍，这贱户籍便是那些妓子，戏子h之类的这等人。
贱籍又称贱民，是指不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列的，神州古代的法定社会等级。贱民是等级社会中社会地位世代低于普通人甚至于奴隶的特殊阶层，一般不能和普通民众通婚，在很多朝代里，贱民和奴隶制度有关。
贱籍制度自古已有，沿袭千年，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才废除。
贱籍世代相传，不得改变，贱籍社会地位最低，不得参加科举，不能做官，从事当时社会所谓的“贱业”，备受社会歧视。
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山西等省乐户、广东疍（dan）户、浙江九姓渔船、安徽的伴当、世仆、江苏丐户等。
贱籍分布于古代神州各地，地位较奴籍还要低一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户、绍兴的“惰民”等。贱籍的产生大致分为两种：一是历史遗留、二是生活环境。前者大多本是达官贵人，因政治问题遭到迫害，祸及子孙后代。
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的后代。陕西乐籍、北京乐户是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后代，朱棣登基后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陪酒卖银，受尽凌辱。陆地居住的广东人，将居船的疍户视为贱民。还有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疍户更为悲惨。
贱籍制度自古便有，至清朝雍正年间才废除。雍正认为，这是相沿之恶习，应开豁为良。下圣旨令各地督抚查明具奏，废除贱籍。上百万地位极度低下的贱民，重归良民。在这方面雍正不得不说做得非常到位。
这个高武世界里还没有贱籍出现，但奴籍已经有了，而且这个奴籍群体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即便凌皓开出了如此优厚的条件，玄真观里也只有区区三百人左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还是奴隶制度的锅。
古代最典型的奴隶制是古罗马，此外，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战国以前的中国，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南方，以及以前一些英国、法国、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都是属于奴隶制的范畴。
中国奴隶制是从夏朝开始，历经商朝、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已经逐步消亡，到秦朝、汉朝奴隶制彻底被封建制度所代替。
夏、商、周时代，奴隶多产生于战争，从敌方俘虏成为奴隶，也有因犯罪而被贬为奴隶的，有官奴和私属之分。
由於在中国古代，农业、工业生产都是以自耕农和自由手工业者为主，奴隶在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大量使用，所以有人认为：在中国不存在所谓奴隶社会……
不过这种看法明显太过想当然，实际上，神州古代的奴隶制度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隐藏起来了而已。
但其实早在明初﹐奴仆制度在政府的保护下就有所发展。奴仆主要由官赐奴和官奴所构成。如明太祖赐李善长卒百二十人为奴军﹐后赐以铁册﹐又谓铁册军(边地军队中的家丁与铁册军差不多)﹔又如凉国公蓝玉有家奴数百。永乐时﹐凡从建文不附燕兵者多被杀﹐被害者的亲属全沦为乐户﹐编入奴籍。嘉靖以后﹐江南经济发达﹐富户尤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卖身为私奴者日益增多。有的富户蓄奴多达一两千人。凡此类奴仆都立有卖身契约﹐子孙累世不得脱籍。江北奴仆系由缙绅雇募﹐河南﹑山东等省都有蓄奴之风，但数量少于江南。万历﹑天启以后﹐在各地农民起义的影响下﹐奴仆开始起而反抗主人。明末清初，奴变遍及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明末农民战争中﹐奴仆乘势暴动﹐江西永新等地﹐奴仆占据主家田产﹐散发主家粮食﹐并捆其主人﹐斥问“奈何以奴呼我?”他们所提出的“铲主仆﹑贵贱、贫富而平之”的口号﹐直指封建的人身压迫关系。江苏嘉定等地的奴仆操戈索契(卖身契文)﹐踞坐索身契者数万余人﹐声势浩大。有的地区奴仆有自己的组织﹐如湖北麻城有“里仁会”﹑江苏太仓有“乌龙会”﹐金坛等地有“削鼻班”等。清军入关以后﹐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奴变延及南方各地和北方的山东地区﹐索契斗争尤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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