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万、哪怕是美元，在三十年后的绣城也许连个区长都见不到。
但是如果换成1984年，别说是绣城市长了，就是魔都市长说不定都可以谈笑风生一番。
所以，王以纯对胡文海和胡解放爷俩的姗姗来迟，至少在脸面上是一点异色也没有。
这不奇怪，虽然他抛出来的貌似只是个换汇的协议，按照官方牌价将胡文海手里那三百万美元换到市府手里而已。但是别忘了，在此时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也就是不看市场供需关系，我外汇管理机构说怎么换就怎么换。
这种体制，无疑保证了国家对外汇的管控力度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想。但相应的，却制造出了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那就是市场需求的脱节。
出口物资获得的美元，在外汇管理体制下必须如数汇回国内。各地的进出口公司和各种产品的专营进出口公司，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的实行。任何出口物资但是不将外汇汇回国内的行为，都是名为“逃汇”的非法、甚至犯罪行为！
国家手里有用固定汇率换来的外汇，却不可能再按照官牌价兑换出去。不然以当时人民币的实际币值，一夕之间恐怕就能被人扫光外汇储备。
所以，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能够用官方固定汇率在外汇管理机构换取外汇，是极其稀罕的事情。
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却是与日俱增。这就促使了外汇黑市的存在，各地人行外面的某条胡同里，也许就有人在宛若十几年后的光盘小贩一样，拉住每一个行色匆匆的人，问上一句：“同志，有外汇吗？”
虽然国家对外汇的管理是如此严格，但财富和利润的魔力是无穷的。既然汇率和实际购买力之间，拥有极大的、数以倍计的价差，当然就会有人将目光投向这里。
在八十年代，进出口公司是出了名不差钱的好单位，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进口的权力。手拿其他企业出口换回来的美元，一部分上交国家，然后剩下的则进口外国商品。
比如说某纺织厂从进出口公司委托出口了一百美元的商品，进出口公司支付给纺织厂官牌价兑换的人民币。然后这一百美元一部分送到国库里做外汇储备，剩下的美元则换成诸如汽车、电子产品、奢侈品之类的进口商品，送到社会上转手就是十几几十倍的利润。
不用远了，就是在1984年，琼海省便正在以其特区能够绕开计划进口的优势，发动全省疯魔一般的进口了十万辆以上的汽车，动用全国各地地方存留外汇5.7亿美元。以一个省委书记的代价，在这场炒卖外汇的盛宴狂欢中，完成了海南省改革开放的原始积累。
不用说，王以纯当然打的也是这个主意。绣城没有海南的特区优势，他王以纯也没有雷宇不要乌纱帽的觉悟，但打打擦边球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此时的中国，哪里有出口技术换汇的机会，从来都是出口原材料、农产品、手工或者轻工业品之类实物换汇。
1984年的中国，别忘了连专利法都还没有实施。那么中国公民转让外国专利产权，所得到的外汇究竟应该怎么处理？这里面可操作的余地，还是很大的。
如果三百万美元能够落入绣城市府的口袋里，换成各种进口商品到国内，倒手说不定就能变成三千万人民币以上。
而如果略有长远眼光，从国外进口先进的生产设备，或许就能让市里几个陷入困境的重点企业起死回生。
“胡厂长回来了！”
当胡解放推开自己家的大门，就看到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连。他在市里几次大会上，远远的看过王以纯几次，但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欣赏过他的笑脸。
“胡厂长培养出一名非常优秀的儿子啊！”王以纯不顾自己的市长之尊，亲热的抓起胡解放的手主动的晃了起来。
“哪里，他一个孩子有什么本事……”
胡解放有些受宠若惊，背后直呼其名是一回事儿，当面被一名地级市市长降阶相迎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来来快坐，这是你们家里的私事，还得你们自己拿个主意。”王以纯竟然干脆反客为主，将胡解放按在了自家椅子上，然后将自己那份代替胡文海兑换外汇的方案，不厌其烦的又拿出来说了一遍。
“没说的，既然市里有安排，当然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来！”胡解放这觉悟实在没的说，王以纯说完自己的方案，当即问都不问就要拍板定了下来。
但是旁边萧野芹却急了，伸手就拽了胡解放的耳朵，气道：“好啊胡解放，我们全家谁都不敢单独拿主意，就等你回来商量着办。你倒好，几百万美元这么多钱，你自己一个人一张嘴就定了？你问过我、问过公公，问了文海吗？你行你赚三百万美元回来，你要怎么花我们全家都没意见，你有这个本事吗？”
“你，哎——轻、轻点！”胡解放当即就意识到自己想的差了，萧野芹说得对，全家人谁也没敢单独拿主意，等了半天直到他回来。
但这并不表示，他胡解放在家里一言九鼎，可以对这么大的事情一言而决。要说起来，至少在八十年代城市双职工家庭里，女人真能顶半边天。
这年代没有什么女权斗士，也不会有女人去地铁举牌喊什么“我可以骚”。这些普通的双职工家庭里，女人只是尽了自己赚钱养家的义务，于是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和男人平起平坐享受人格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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