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关键时刻用点险笔，这是金庸小说情节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写法。
五曰出人意外，在人意中
金庸小说在情节上一个最大长处或最根本的特点，是“出人意外”而又“在人意中”，既大胆新奇，又在情在理。小说情节不管多么曲折离奇、古怪荒诞，都必须符合它自己的情理，这样读起来才使人有兴趣，不反感。《西游记》写孙悟空七十二变，本领很大，但也只能按自己的情理来变化。他和二郎神斗法，斗不过了，变成一座庙，让尾巴变做一根旗杆，竖在庙后边，这下就露出了破绽，被二郎神识破。这是《西游记》很成功的一笔。我们不能责备吴承恩：你写的孙悟空既然本领那么大，难道就不能把尾巴藏起来！因为那样的要求违背了情理。连西方的一些现代派作品也是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在于作者想象出有人睡了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而在于他写出了这个人变成甲虫以后所遇到的种种极其痛苦、极其可怕、简直难以想象却又合情合理的经历：他想翻个身，却怎么也翻不过来，周围的父母、亲人、朋友都害怕和他接近，把他抛弃了。他有苦无法表达，无处倾诉，达到绝望的程度。卡夫卡深刻地写出了这种痛苦的境遇，才使人非常震动。所以，小说不怕情节荒诞离奇，而怕缺少情理。
金庸小说的好处，在于不但想象构思出许多大胆、离奇、曲折的情节，而且使这些情节比较合乎清理，看来很有根据，让丰富的想象和尽可能完满的情理结合起来。他的情节既是“出人意料”的，仔细一想，却又“在人意中”。《天龙八部》里，那个最没有王霸之心的段誉最后却做了皇帝，最没有男女之欲的虚竹和尚却做了快乐之极的西夏驸马，最怀着民族之恨的萧峰却为平息辽未干戈而“杀身成仁”，最想当皇帝的慕容复最后却发了疯只能对着几个孩子南面称孤。这些我们事先料想得到吗？可以说一点都没有想到。然而仔细一想，它们都非常合乎情理。《笑做江湖》里人称“君子剑”的华山派掌门太岳不群，竟干了那么些伤天害理的事，伪君子比真小人还可怕，仿佛很出人意外。但回头一想，实在也不奇怪，许多坏事他早就做了，只是比较隐蔽而已。对林家《辟邪剑谱》，他早就垂涎三尺，几乎眼青城派同时派人到福州下手。他趁令狐冲重伤昏迷之际偷走剑谱，反过来却诬陷令狐冲，将令狐冲从华山派中开除。手段之卑鄙阴狠，令人发指。在将五岳剑派合并为一派这件事上，他一开始就和嵩山派掌门左冷禅站在一起；最初读者以为他只是屈服于左冷掸的压力，实际上他比左冷禅有着更大的野心，甚至连反对合并的定逸师太等人都是他暗害的。所以，岳不群的真实面目最后显露出来，既令人震动，又使人信服。再有，《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练功练到最后竟然一切都颠倒过来，倒立着用手走路，内气逆转运行，神智错乱，面对着自己的影子却害怕之极，大叫“别追我，别追我！”这样的结局非常独特，谁能料想得到！然而回味过来以后，又会觉得欧阳锋落到如此下场，很合情理，因为他太急于在武林称王称霸，不择手段地按颠倒了的《九阴真经》练功，终于走火火魔，不久于人世。金庸小说的许多情节，就是这样既曲折离奇，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在人意中。
当然，并不是说金庸已做到完美无缺。书里有的情节，也露出明显破绽。如《射雕英雄传》写郭靖为医治王处一的毒伤而到赵王府去偷药，抓住了简管家，扭断了他的右臂，让他找完颜康去要药，这位简管家居然很老实，在赵王府豢养的一大堆武功大师（那是他最好的保护伞）面前不叫不嚷，反而在离开他们之后，当郭靖拿到药时才叫“有贼”，岂不太不近情理了吗？恐怕这样写的唯一目的，是要让郭靖得到机会，喝梁子翁长期用人参喂养的那条毒蛇的血。又如《碧血剑》写袁崇焕遭难三周年忌辰，李自成派了刘芳亮。田见秀千里迢迢到广东东莞县去联络袁崇焕的旧部。这也是一件于情理不合的事。袁崇焕遭难三周年，乃是崇祯六年，那时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小脚色（他于崇祯四年才投奔高迎祥），他怎么能派刘芳亮、田见秀到广东去联络（而且田、刘二人那时也还没有投到李自成手下），李自成是直到崇份九年原闯王高迎祥被官军杀害后才被推为闯王的。显然，在这类具体情节上，小说还有缺点。
但这些毕竟是个别的破绽。总体说来，金庸小说情节紧张，热闹，曲折，合理，大开大合，针脚绵密，因而异常精彩。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成就，也是其他武侠小说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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